淺論王安石變法
摘要:王安石認為，人才就是“經世致用”之才。培養、選拔、任用“經世致用”之才，必須對原有的科舉制度和用人制度進行改革，對此，他從教之以德、養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個方面分別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王安石 經世致用 教育倫理
科舉制度的不斷髮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專制王權進一步得到加強，考試名額和專案的增加，在客觀上也擴大了政府政權的統治基礎。但另一方面由於考試的擴大，官吏也越來越多，另外由於還有“恩蔭”、“磨勘”等得官和升宮的途徑，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國歷史上是突出的。官員冗濫，三五人同任一職，遇事互相推委，不負責任，行政效率極低。官員過多，必然拉幫結派，互相傾軋，爭權位，“凡今任官，貴在科名”(《李靚集》)。鬥爭劇烈。冗官冗員消耗國家大量的財物，這種弊端，促使宋代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對此，范仲淹在“慶曆改革”之時就已經提出要“精貢舉”，但“慶曆新政”曇花一現，科舉改革也落得了“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罷之(《續資治通鑑·卷四七》)”的悲慘結局。二十五年以後，王安石沿著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將改革的矛頭指向了科舉制度。在王安石看來，造成無才可用的現象的原因在於沒有按照相應的辦法培養、選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認為，人才的成長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規律的，這種規律就體現在“教之、養之、取之、任之”這四個環節之中。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裡來?王安石認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徑和手段，而培養人才，首在學校。但是，王安石認為當時的學校教育存在嚴重的弊病，第一，學校廢弛，徒具空名。“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學校教學內容脫離實際，學非所用，“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這些“無補之學”，“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庫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來，當時的學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奪其日力”，“困苦毀壞人才”(《言事書》)。因此，他堅決主張全面改革學校教育，並在變法中積極實踐之。
2.大力興辦學校，健全學校體系
王安石在變法中，整頓宋初以來有名無實的太學，除主管官外，太學設定十員直講，每二人主講一經，對“教導有方”的學官予以提升，而“職事不修”的則予以貶默。除加強太學各方面的建設，擴大招生外，還發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設學校。1071年下令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置學。徵求各路“經術行誼”之士為教授，各州學給田十頃以資費用。1075年，召各州學官至京師，舉行考試，看其是否稱職。1078年，全國州府總設五十三名學官，使州縣之學有了顯著發展。恢復和創立了培養專門人才的“武學”、“律學”、“醫學”等專科性學校，從而形成了一個以講授“經學”為中心，兼顧軍事、法律、醫學等專業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比較完善的教育網。
2.改革教育方針，培養“經世應務”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認為，國家興學設教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實用人才。這種人才的規格應該是既有“經術”理論知識，又有解決當時社會紛亂事務的能力，即不僅通曉“朝廷禮樂刑政之事”，而且還懂得“武事”，是通經致用兼習文武的知識分子。
熙寧五年(1072年)六月設武學。誦習和講述的教材為諸家兵法，以及自行編寫的“歷代用兵成敗次第及前世大夫忠義之節”等史實。(《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學設於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學教授四員，分為三科，教授生員。一科為“律令大義”，專門學習律令意義;一科為“斷案”，專門學習如何處理案件;一科為“習大義兼斷案”，是前兩科的綜合。刑統、編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學的教材。(《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四》)醫學設於熙寧九年(1076年)五月。生員總額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為方脈科;一科為針科;一科為瘍科。每科有教授一員。醫學學生不僅學習醫學經典，還須醫治太學、律學、武學學生和各軍營將士的疾病。這作為年終考核的一個重要依據。(《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五》)
3.選擇教材，更新教育內容
根據學用一致的原則，王安石主張改革教學內容，圍繞培養目標選擇教材。改革和選擇的標準是:“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他認為對傳統的經書要有選擇，其中最能“經世務”的經書，莫過《周禮》、《書》和《詩》。熙寧六年(1073)，神宗下詔“置經義局……命王安石提舉”(《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九》)，訓釋《詩》、《書》、《周禮》三經。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編成了《三經新義》一書，並透過神宗的批准而於1075年頒行於學校中，作為學生必讀教材，以後太學和州縣之學都用它作為主要教材，科舉用它作為應試的標準，在五十年間幾乎支配了整個教育文化部門。但是，從《三經新義》的殘留部分《周官新義》來看，它實際上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表述。這樣，學校中立《三經新義》，也就是把他的`政治思想灌輸給生員，從而達到利用學術為變法服務的目的。而客觀上《三經新義》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確實起了相當的影響，朱熹對古代經典的診解講說，便曾多加採擇，不得不稱“王氏新經盡有好處”。(《朱子語類·卷三》)
從培養應用人才來看，王安石的這一改革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王安石廢除各家傳注，把自家“經術”作為士學的唯一教材，有明顯的文化專制主義性質，束縛了學術的發展。這一點連對王安石評價極高的梁啟超也不得不批評說:“此實荊公政術之最陋者也。……自漢武帝罷默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減，以荊公之賢，而猶蹈斯故智，悲夫!”(梁啟超.王安石傳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23 - 124頁。)
4.創立“三舍法”，實行育用一體化政策
隋唐時期，科舉取士對學校養士育才曾有過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到宋代，學校育才和科舉取士的矛盾顯露出來，形成了重科舉輕學校以及學校變為科舉附庸的不良風氣。王安石針對這種狀況，主張“取士皆在於學校”，於是在太學中實行“三舍法”，試圖使科舉與太學學習並於一途，平時實行考核，定期升降，上舍試合格直接授官，以解決學校教育與科舉取才的矛盾。事實上“三舍法”雖不能簡單地取代科舉考試，但它卻反映了王安石企圖將育才與用才一體化的思想，具有創見性。
二、養之以性
養之之道，即栽培扶植髮展人才的方法。養含有教育、培養、造就人才之義。王安石將教和養作為陶冶人才的兩個並重環節，是有深刻含義的。教，重在學校對未成才者的知識、技能教育，強調育才以學;養，重在朝廷對已為官者的道德思想的培養，強調養才以護。
王安石的養之之道是以其自成一家的人性論作為理論基石的。王安石從唯物主義自然觀出發解釋人性，認為，人性歸根到底是人這一具有特殊結構的物質的自然本質。他在《洪範傳》中說，“好惡者，性也”。又在《性情》篇中解釋說，“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在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可見，在王安石看來，性只是反應外物的本能，是生理上的要求，僅僅具有“善端”或“惡端”;情是感受外物所發的情緒，沒有外物的刺激，則情不動，情不動則善惡不形。因之，性作為生命的慾念無所謂善惡，情作為理性的行就有“動之當與否”(《王安石全集·性情》)，便有道德上的善惡之分。由於王安石把人性看作是人的形氣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視作人的生理要求，因此，他認為滿足人們的衣食要求是儘性的前提，“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王安石全集·禮樂論》)。而養人之形氣就是“養生”。
養生才能“儘性”。他希望統治者應滿足人的合理慾望，否則，“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但是“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禮樂所以養人之情也”(《王安石全集·禮樂論》)。基於上述人性論的理論，王安石直接推出了以下三大養才方法。
1.“饒之以財”，以養廉
王安石在分析北宋官吏貪腐的原因說:“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說，一般官吏都要搞他業才能維持一家生計。這就迫使不少官吏把心思用在“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腐之毀;官小者，販餐，乞丐，無所不為。更有甚者，“委法受賂，侵牟百姓”(《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樣，人的自尊廉恥之心都沒有，怎麼保證他能為官廉潔奉公呢!在此，王安石實際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利養廉的觀點，否定了“貴義賤利’、“去利存義”、“輕義重利”等正統儒家道德修養論。他主張增加各級官吏的傣祿，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離於貪鄙之行”(《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這樣，各級官吏就會保持“矜奮自強之心”，勤於治道。王安石的這種雙贏政策具有目標協調的管理思想火花。
2.“約之以禮”，以養情
人在滿足一定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以後，往往又會產生更高的慾望，所謂“慾壑難填”。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約束，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從而使“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廉恥之心毀也”，這同樣導致壞才敗德的局面。因此，王安石主張對人才先富之之後，還要以禮來節制約束。禮樂的作用在於“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王安石全集·禮樂論》)。即規範人的道德行為，調節人的情慾。“約之以禮”意在如此。
3.“裁之以法”，以止惡
王安石認為，禮樂的作用在於教化人性，但是對那些“不帥教”、“不循禮”、“不任事”的官吏則應嚴立法治，裁之以法。若能嚴之以法，最終結果能達封“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官吏不僅不敢違法、而且自覺守法，遵循規矩，止惡成器。顯然，這具有“以刑去刑”的法家法律思想。因此，王安石把“裁之以法”也作為“養之之道”。
王安石的養才三道，實是養利崇義理欲觀下的人才栽培扶植方法和價值選擇。它既正視人的合理利慾，又重視人的道德修養，防止利慾“氾濫”。這種利、禮、法互為用的人才管理思想，比起同時代的理學家所主張的“存理滅欲”的德治論更具有合理性，是對先秦以來隆禮重法管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三、取之以事
取之之道，也就是發現、選拔人才的方法。它是保證善用人才的前提。“興化致治，必侯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審。”因此，王安石把“取之之道”作為“世之急務”(《王安石全集·取材》)。如何選拔人才?王安石認為:
1.必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即想不想求才用才
歷史上許多政治家、思想家認為，選才首在識才，如漢武帝曾說:“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資治通鑑·卷十九》)王安石並不否定知人之術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君主是否重才愛才更為關鍵。他在《材論》中尖銳指出:“廣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而北宋時期人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上之人”不欲用人，思想上不重視人才，從而導致人才被壓抑、埋沒。王安石的這一觀點可謂是抓住了人才選拔的根本問題。
2.要取真才必須改革陳舊落後的選官制度
北宋主要透過兩條途徑取士:一是科舉，二是“恩蔭”。王安石從其取士之道出發，認為當時的取士制度已弊端百出，根本不能選拔真才實學之士。
對科舉制度，王安石在《言事書》中公開批評說，所謂“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其技能不過是“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而進士的本事不過是“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其間雖也有一些真才實學者，但不肖者也比比皆是，他們“苟能雕蟲篆刻之學”，可以進至公卿。至於真正的“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卻“細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因此王安石執政後，大刀闊斧地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罷除明經科，增加進士科名額，但進士科考試罷詩賦、貼經、墨義，試以經義，另立明法科，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應該說，王安石對當時科舉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改革的辦法也是經周密思考的，基本上是可行的。但試以經義也不過是代聖人立言，使士人擺脫一種栓桔後被另一條鎖鏈縛起來。經義取士到明清時演變為八股取士，正是這種瘤疾的惡性發展。
關於北宋的恩蔭制度，王安石在《言事書》中抨擊它為“亂亡之道”，“恩澤子弟，序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況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在這種恩蔭制度下，官僚子弟“充塞銼曹”，“板結”政權，真正“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的人才，由於孤寒出身，困於無助，不得入選參政。因此王安石輔政後果斷改革恩蔭制度。
王安石在取之之道中，首先力主破除舊制度對人才的禁錮，反映了這位政治家對選才之道的遠見卓識。
3.正確選才，必須完善薦舉制度
王安石在批評科舉制度和否定恩蔭制度的同時，推崇古代的薦舉制度。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癢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根據歷代擇人之方，王安石對完善薦舉制度作了以下構想:
第一，“博詢眾庶”。薦舉是宋代重要的舉官制度，它有利於破格選材，“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文獻通考·選舉考》)。但薦舉法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弊端，如一些官員濫發薦章，收買人情，導致所薦不實，而無人推薦，雖政績優異，也難以升遷。於是，王安石大聲疾呼，薦舉不能以“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必“博詢眾庶”，使“國人皆日賢”(《王安石全集·論館職札子二》)。
第二，面試審察。王安石認為，被推舉之人儘管國人皆日賢，但仍未可信用，尚須躬察見，而後用。所謂察見，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解釋說:“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審問的內容必須聯絡實際，透過案例分析考察被薦者的洞察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還必須實地考察被薦者的才能和德行。王安石的這種察見法具有“情景模擬”或“案例分析”與背景調查相結合的測評特點。
第三，試之以事。王安石繼承發展了前人的實踐檢驗人才的理論，不僅明確提出了“試之以事”的識才原則，而且進一步提出了以實踐結果“事功”作為檢驗人才標準的觀點。他在《材論》篇中曾設問:’‘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答覆是:“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這才算真正的人才。就是說，處理事務的實際效果才是檢驗人才能否的唯一標準。用實踐效果來檢驗人才，不能憑一時一事的實踐，而應以較長時間和多事的實踐為依據，這又是王安石識才論的一大獨特見解。他說:“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王安石全集·論館職札子二》)這種以多事鑑察人才的觀點，堅持了唯物主義認識論，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為悲，考察人才不能憑一時一事作定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許多政治思想家對如何鑑察和選拔人才曾有不少論述，但是像王安石如此從思想認識、制度改革、方法求實等諸方面進行系統論述的並不多見。其中他提出的推薦、詢眾、察問、調查、試事的程式化識才選才方法，是對歷代人才選拔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全面總結和創造性發揮，它為後世的人才選拔程式科學化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理想模式。
四、任之以能
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任用、配置和使用方法，它直接關係到人才的培養和使用效果。如果有良好的教育，科學的取士，但無用人之方，前者的功能仍不能實現。王安石在《材論》篇中比喻說，如果“得天下之瑰材萊智，而用之不得其方”，那麼也只能像原本可以製造利箭的“南越之修莽……然而不知其所宜用，用以敲撲，則無以異寸:朽稿之挺也。”所以王安石在研究如何育人、選才之後，進而探究瞭如何使用人才，即“任人之道”。
1."株量其能”，量才錄用
量才錄用，這是用人的關鍵所在。王安石認為，人之材有大小，志有遠近，用才要因才而宜。他在《言事書》中說“廣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因此，用人必須“蛛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王安石全集·材論》)。使“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佐屬”(《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如此則人人可用，各得其所，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2.“任人以專”，用人以久
王安石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亂任、濫任時弊深惡痛絕。他在《言事書》中批判嚴以文學進者，是則“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在王安石看來，一個人一生所學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具備“百官”的才能。如此的用非所長並頻頻地轉崗任用法，至少有五大弊病:一是使人才難以有所作為，也難以考核人才，畢竟人之全能者少矣;二是由於學非所用，用非所長，使人才不知禮為憂、不知獄為恥;三是“上不能狙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四是“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五是“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薄書之弊”。至於“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提出了“任人以專”和“用人以久”的主張。任人以專:“使知農者以為後租，知上者以為共工”。用人以久:對“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王安石的這種用人法，應該說是符合用人規律的，用人以專，有利於發揮人才專長，避免學非所用;用人以久，有利於貴人才之有為，避免取容於一時的短期行為。
3.不拘“資序”，破格用人
北宋實行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按資歷敘遷。王安石在《言事書》中批判這種升遷制度是不問其德之所宜，而間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由於這種論資排輩的敘遷制度有利於那些資深的庸官俗吏，因而每當“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汕之”，導致“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幼，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這樣必然造成賢能高才與無能不肖“亦無以異”的局面(《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因此，於安石堅決主張廢除這種按資序敘遷的制度，應不拘資歷，破格提拔那些“豪傑不世出之士”。
4.委之以誠，用人不疑
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是一條重要的用人原則。但是，北宋統治者害怕將相擅權，用而不信，動輒制肘。虛設權位。王安石極力反對這種用而不信的做法。他在《委任》篇中認為，既經明察得其人，就得放膽任之，只有任人以信，方能人亦信之。他力諫最高統治者應學習漢高祖劉邦那種“取其長則不問其短”，“信其忠則不疑其偽”的用人態度。
透過王安石所述的在培養人才、選拔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如上主張，及其所積極推進的各項改革措施，我們可以領略到他對於人才的基本看法，即人才應是“經世致用”之才，而這也就是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顯然，這與《大學》所述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教育目標是有出人的，但這也正體現了王安石教育倫理思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