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
在以專制集權為特徵的我國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權力機構內部分歧與爭論的規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狹小的範圍。一旦爭議升級，雙方便多結為夙怨，甚至必欲將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至於持不同政見而又互相禮遇或友善相處者，可謂風毛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故於江寧(今南京市)。同年九月初一，司馬光逝於汴京(今開封)。在古代政治舞 臺和文化學術蒼穹，同一年隕落兩顆巨星，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而變法風潮中這一對傑出人物的微妙關係——既是故友，又是政敵，則尤其耐人尋味。
說王安石與司馬光是故友，不僅因為他們“十有餘年，屢嘗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遊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 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王安石那別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歐、梅、司馬 等人的和作，還一度盛傳於都下。
王安石與司馬友誼之篤厚，莫過於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連同另外兩位同僚韓維、呂公著，他們“特別友善，暇日多會於僧 坊，往往宴談終日”;“時人目為‘嘉佑四友’”。他們一起修錄國史，一起賞花釣魚，一起赴宴題詩，一起沐浴遊嬉。在崇政殿廂，在瓊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學士院裡，曾留下他們比肩的身影，傍行的跡，並坐的笑語，遞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臨川人，比司馬光小兩歲。他敬重司馬光“操行修潔、博知經術”、“文學行治，有稱於時”。司馬光是夏縣(今屬山西)人，比安石早兩 年中舉進士。他欽佩安石“才高學富”，“議論高奇”，“友愛諸弟”，“剛直不屈”。他們有類似的品格和志趣：“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勤奮刻苦，“難進易 退”。他們也有類似的作風和習尚：不嗜飲酒、不好聲色、不喜奢、酷愛讀書。他們甚至還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為有這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 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由於長輩和嘉佑諸友的交口稱頌，王安石很快變得“名重天下”。“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鹹被其澤 矣!”所以，當熙寧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際，歐陽修曾專函致賀，司馬光彈冠相慶，韓、呂等諸友都磨拳擦掌，預備助他一臂之力。這年五月，司馬光發現呂誨袖 藏彈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勸阻;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跡”。
司馬光和王安石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複雜、動盪和危機四伏的時代。面臨社會經濟生活中許多新的因素和變化，腐朽不堪的北宋政權已無力應付。要 麼，革除弊端，適應新的情況;要麼，任舊局面發展下去，歸於覆滅。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人物，已覺察到風暴的端倪。對於這一點，王安石和司馬光 等，都有更明確的意識。儘管在激烈的爭辯中，司馬光有過“保守”的議論，但在他平素的.言論中，不難找到各種傾向變革的觀念。實際上，在當時，變法已是大勢 所趨，問題只不過是如何變法而已。
從熙寧二年夏秋以來，王安石以驚人的氣魄實施了他的變法方案，並置“眾人”“是非”和“四國流言”於不顧。這場變法，涉及到社會經濟、政 治、文化、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厲風行之勢，令往昔的革新舊臣目瞪口呆;其影響之廣泛，波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其鬥爭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篤善的摯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與反新法的激烈衝突中，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對故友，分別成了對立雙方的旗幟。
熙寧三年的春風，夾雜著幾絲寒氣。司馬光對新法的態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發現問題嚴重，可能事與願違時，他便轉而站到反對派一邊。 作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詞彈劾安石;作為故友，他又三次投書，勸諭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以盡益友之忠”。安石在與神宗的實質性談話中，不 能不力斥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舊友本人，則“賜之誨筆，存慰溫厚”。
使司馬光擔憂的，不僅是官僚染指營利事業的複雜後果;而且，是某些“諂諛之士”開始取代“忠信之士”，成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為這類小人所出賣。對於司馬光的擔憂，安石未嘗沒有慮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廣，局勢瞬息萬變，鯁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難道讓他半途而廢不成。
王安石的膽識和勇略，確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總不免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也許，正因為他走得太快，眾友人才被他遠遠甩開。
清除社會積弊，實在是一艱難的事。想讓一個政權不斷適應複雜的經濟變化，尤其不易——特別是這個政權本身的弊端尚待釐剔之際;哪怕是純然善 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個執行環節中轉眼化為劣跡。安石與司馬間的眾多分歧，大多屬於方略、技術和手段的差異。用司馬光的話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 則同。”王安石也承認，他們“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司馬光一時無力阻擋變法的風潮，便辭位離京。他長期退居洛陽，專心治學，十五年如一日，就了他的史學宏著。幾年之後，王安石被自己最親信的助手出賣;接著，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還相印，歸隱江寧謝家。
謝家，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裡靜臥，嚼著石蓮，研究文字學;也不斷地跨驢出遊，到定力寺去探索禪締;或者用裝十數 枚餅，終日行吟于山野之間——與叱吒風雲、發號施令不同，這或許才是他的文人學者本色。他有點思念舊友。有時候，他會突然轉頭對人說：“司馬十二，君子人 也!”人家不應，他便自語，把這同一感慨重複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節，三弟給安石帶來了舊友的訊息。他意味深長地慨嘆著：“司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歲的司馬光，真的回京執政了。而且，他一 反穩健的作風，拿出安石一般的氣魄——逐條廢棄新法，挨個兒撤換變法派。蘇軾對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關於團結反對派的勸諭，韓維關於警惕投機人物的提 醒，他都置若罔聞。只有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麼匆促而急切，彷彿遲緩一步，新法便會根深葉茂而無法撼動似的。就這樣，當年批評安石“執拗”的司馬 光，如今比安石更為執拗!
或許，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訊息，加劇了王安石背上的瘡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傳到開封，傳到同樣衰病不堪的司馬光耳中。司馬光深為悲 憾。他預感到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薄和小人的欺凌。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 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根據司馬光的建議，安石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
王安石與司馬光身後的榮辱遭際，後來又有許多變化，但他們生前的磊落襟懷和凜然風範，卻大節略同：彼此的友誼既年深情篤，各項重大的分歧， 也毫不涉及個人的利害衝突。維繫趙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構成他們全部關係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在政策的爭辯中，他們各執己見，寸步不讓，略無情面;然而，在 個人之間，卻依舊洽守友義，不負夙契——既沒有權勢的傾軋、陰險的殘，也不曾互相誣謗、暗害中傷。正如宋人馮所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 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
關於熙寧變法的研究，固然可以總結豐富的歷史經驗，留意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關係，也不為無益。或許可以這樣說：不同政見者互相禮遇和友善相處，曾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某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