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文中的“歸隱”情結
“隱”，即仕的對立面，是相對於仕的隱，脫離開仕，也就無所謂隱。“隱”和“仕”都是一種處世的態度，即出世或入世。“歸”是淵明詩文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字，如“開荒南野際，抱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飲酒·其十九》)，“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去來兮辭》)等。“歸”，主要解釋為“返回”之意，“歸隱”即返回到“隱”這種處世態度或處世方法，也即“出世”。從“返回”一詞中可簡要括出陶淵明的人生歷程：出世(居田)——入世(時仕時歸)——出世(歸田)。在其《飲酒·其十九》中寫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從中也可知道，陶淵明是在學仕之前先已在田園之中，所以他的歸隱是名副其實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學仕”反而是學著過的一種生活，一種不自然的生活，違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結”意為“心中的感情糾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歸隱”正是陶淵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這可從他的詩文中來求證：
(一)“居官”時期的歸隱情結
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從小就愛好大自然，對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興趣。不過，年輕時代的陶淵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思遠”(《雜詩八首·其二》)的雄心壯志，他在《榮木》一詩中還寫到：“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以後來，陶淵明出仕了，但在居官過程中，他卻一再留戀山澤鄉居的生活，時仕時歸。
陶淵明是在二十九歲時去江州做祭酒，但沒有做成什麼事情卻看到了許多官場之弊，深深打擊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壯時期的熱情。所以，他很快就辭官歸田。“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是他當時就下過的決心，也曾想堅持下去，但此時的陶淵明畢竟年紀尚輕，內心還埋藏著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發生了一些“良性變化”[5]，重新激起了陶淵明“大濟於蒼生”的壯志豪情。於是，閒居了幾年後的陶淵明，在三十多歲時再度出仕。但這一次，他依舊不是一路歡欣，而是對官場生活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牴觸情緒，退隱之心更是與日俱增。且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二首：
其一：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枼守窮湖。高莽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
其二：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有幾?縱心復何疑。
這兩首詩寫於晉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淵明36歲(據王瑤編注《陶淵明集》)，他此時是桓玄的幕僚，作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請求獲准發兵討伐孫恩[6]。從詩歌描寫的情形來看，他這次赴京雖然履行了使命，但回來時的情緒卻十分不好，詩中透過征途中遭風浪、阻窮湖而不得儘快到家的苦惱，曲折地表達了詩人厭倦官宦生活，嚮往田園生活的感情;又以歸路與舊居相對，以行役之苦與園林安靜美好使人留戀作比，表明他對出仕做官所抱的厭倦態度。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有記載，陶淵明當時到了京都建康之後，由於親眼看到了司馬道子父子及司馬尚之兄弟挾制皇室和他們的專橫暴虐，看到了司馬道子、司馬元顯與桓玄的矛盾實質上不過是各派勢力之間的權力爭奪等等，陶淵明不僅對朝廷失去了信心，對桓玄也起了疑慮。這樣，他原先內心的熱情消退了，越發感到這次行役沒有意義，甚至後悔當初的出仕，又轉而思念起園林，想重新回去隱居了。“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有幾?縱心復何疑。”這正寫出了他當時的心境。
但這次的辭官歸隱，沒有像辭去江州祭酒那樣容易，陶淵明的心中充滿了欲隱而不能隱的痛苦，而在仕與隱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歸隱的趨向。“遙遙從役，一心處兩端。……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雜詩三首·其一》)，“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庭宇餘木，倏忽日月虧。”(《雜詩三首·其二》)時光悄悄飛逝，而詩人仍陷在“心為形役”的“塵網中”不得自由，在用詩歌來寄託悲悽之情的同時，陶淵明的歸隱情緒也越來越濃。“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不為好縈。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在詩文中，陶淵明一在表示辭官之願和在田園中從文立善的決心。
陶淵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劉裕帳下任參軍。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於“疇昔苦長飢”，才“投耒去學仕”，所以從一開始，陶淵明就沒有抱太多的熱情。且看他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孤舟逝，綿綿歸思。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
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本詩寫於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40歲，本詩是在他去赴任劉裕的參軍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歸思卻把詩人向後拉。異鄉的景物沒有使詩人感到新鮮，卻使他感到厭倦，因為詩人心中所懷念的，是身著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園生活，田園筆耕的素志，才是陶淵明內心的真正寄託。自由自在高飛的鳥兒，在水中輕快地游來游去的魚兒，都使他這個有了俗務纏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慚愧。所以詩人強調他是“暫與田園疏”，表示“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他最終要回到田園隱居。這一次，陶淵明更加堅定地確定了他最終的人生歸宿--歸隱田園。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初，陶淵明離開了劉裕幕府回到了潯陽，在當時任江州刺史的劉敬宣下做參軍。同年三月，陶淵明作為劉敬宣的使者到京師給劉裕送辭職表，途中寫下了《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這首詩：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
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餘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
在詩中，陶淵明再次表達了要永久歸田的決心，對自己拋棄田園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懷疑甚至自責，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歸隱田園的素志不可改變，並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樣堅定高潔。不難看出，陶淵明的歸隱決心是越來越大。終於，在他41歲的這一年，從彭澤縣令任抽身歸隱後，躬耕壟畝，再不出仕。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寫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開頭兩句，如大聲疾呼，如大聲棒喝，這是詩人對自己發出的召喚和命令。詩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過的一段“迷途”，可見痛悔之深。而對即將到來的田園生活則嚮往之至，情懷急切，語調輕快，不難想象詩人當時的心情。
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為期甚短，他辭官的原因是不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見於沈約的《宋書·隱逸傳》，後來蕭統作的《陶淵明傳》也有類似的記載，“淵明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在親故的勸說下，決定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適逢郡督郵來縣視察，縣吏說：“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息：“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當即解綬去職，在任僅八十餘日。《歸去來兮辭》就是這件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辭的序言中寫到：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澤令，本是為了溫飽，但卑躬屈膝的官場生活與淵明的個性到底不相容。幾經體驗，他終於感到挨餓受凍儘管痛苦，但是違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難以忍受。為了填飽肚子而勉強從仕是錯誤的，有愧於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淵明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園後更窮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討，但他的心卻寧靜了，因為在隱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靈的歸宿，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