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典故類議論文：梁任公的啟示
我們由一件小事入手。
一九二三年，梁啟超先生的身體已經每況愈下。但是他自己卻並不以為意，在家信裡他說：“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也沒有，精神氣體一切如常，……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裡。他抱病在清華大學講授有“讀書法及讀書示例”“儒家哲學”“歷史研究法”，指導有“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清代學術史”等多門，又勉力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這樣傳世的鉅作。旁人形容他“口敷筆著，晝夜弗輟”，稱讚他“即在此這種苦痛環境中，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埋頭苦求，研究學問。此種堅苦卓絕、自強不息之精神，誠為空前未有之一人”。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終究逐漸惡化，到了一九二六年，他才接受了德國醫院的檢查，確診為尿血病。
梁先生絕不是抵斥科學。他是康有為的學生，最早覺醒的中國人，維新運動的領袖，思想界的啟蒙者，一生對現代科學充滿了篤信和期待。而這時，他顯然是出於更深沉的考慮。在他心裡人文事業佔有更重的分量。他早年傾心於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極大的憂慮：“試問人生是什麼?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用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夠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懂的。歐洲人卻始終未徹悟到這一點，只盲目地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彷徨莫知所措。”這個轉變意味深長，他針對現實進行了文化反思，希望能以東方的人文傳統，引導人們從麻木狀態裡，恢復本來的心靈，建立起一種美善的生活。他說：“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作精神生活，是要從內省直覺得來的。……變化流轉之權，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點，所以他的人生觀，十分美，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盡的宇宙當中，不過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點是一點，既不望其成功，苦樂遂不繫於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謂“無人而不自得”。有了這種精神生活，再來研究任何學問，還有什麼不成?”這在他自己的生活裡也得到了寫照：“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活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的消耗而有餘。”他的這種主張就貫穿在平常日用中，使他不倚待於科學的救助，依然能在內心卓然自立，樂以忘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