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陶淵明的詩酒人生
陶淵明的詩酒人生和對酒文化的獨特貢獻。他以酒排憂，以酒縱情，以酒解脫，在詩文創作中大量的表現飲酒。酒在其詩歌中成為普遍意象，使酒和文人精神生活發生了緊密而重要的聯絡，酒在陶淵明的人生歷程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生活中的陶淵明是無夕不飲，視酒為情人、佳人。在《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自稱“性嗜酒” ，把飲酒、讀書、彈琴、著文賦詩作為生命的幾件重要事件加以描述。此文雖短，但記述飲酒的一段卻是最長。他出仕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生前以“家貧不能常得”而遺憾(《五柳先生傳》)，還想著自己死後還會因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而抱恨(《輓歌辭三首》之一)。
一、忘憂情懷
文人借酒消愁是酒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學作品中的愁因也能反映出文人的心裡追求和生活狀況，陶淵明文學作品中的愁緒各異的忘憂酒，表明隱居之後他並沒有完全平靜和愉悅，內心依然受到政治、物質等因素的影響和困擾。
1.表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
中國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把治國安邦當做自己的理想，對國家和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但殘酷的社會現實往往與個人願望相悖，他們更多的是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經歷人生的坎坷，飽嘗人間的辛酸，最後只能借酒消愁，短暫忘憂。
陶淵明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曾自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中老年以後，陶淵明對自己年青時的凌雲之志也是絕不諱言，《雜詩十二首》之五中雲“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思遠。” 可是，東晉時期政治上的官員選拔主要實行門閥制度。一些高階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子弟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子弟則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陶淵明出身寒微，祖父只做過太守，父親的官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時便去世了，仕途之路的艱難可想而知。陶淵明曾做過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劉裕參軍、彭澤縣令，但一生未被重用。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不僅有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且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只是不拘具體章句，顯得有些通脫而不拘泥。而當時政治黑暗、腐敗成風，清高守節的陶淵明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汙，只能被別人排斥和打擊。
陶淵明因政治前途暗淡而隱逸，他心中的社會理想難得在現實中實現，人格理想難得在現實中保全有關，只得借酒消愁，這在他的《飲酒》裡有好幾首都可以看作對這方面的真實書寫，對儒家社會理想的嚮往，對暴秦焚書坑儒的指斥以及對自己儒士形象的維護，都可以看出作為隱者的陶淵明，內心中依然有儒家人格被隱逸生活狀態所掩蓋而形成的一種缺憾的憂傷。現實世界與心中理想不相符合，多所謬誤，無奈中以酒消解，以酒來麻醉人格中敏感而脆弱的部分。
從陶淵明的這方面的詩歌中，也能反映出當時文人以酒避難的文化現象。魏晉南北朝時期，掌權者大殺異己，文人志士多遭迫害，許多人不敢多言，只能酩酊大醉，借酒避難，陶淵明《飲酒》詩歌第二十首末兩句：“但恨多謬誤，君當贖醉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假如我講錯了，請官員們不要跟我一個罪人一般見識，饒我一條小命。《飲酒》詩第十三首說：“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關，發言各不領。”也能看出陶淵明飲酒是為了逃避迫害，借酒來韜晦避禍的，即使別人對自己有勸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獨醉，自然彼此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領”了。
陶淵明的用酒韜光隱晦、躲避政治和人事上的迫害，不同於阮籍等人的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他喝酒很少大醉，多是至於微醉，酒後還有意識、能走動。《五柳先生傳》中“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喝酒總是一醉方休，喝醉了就退去了，從來不有意留下。酒後還能作詩，《飲酒二十首》既是酒後之作。陶淵明的隱居也是一種避難，飲酒和隱居相結合，共同為陶淵明構築了一個安全和諧的世界，在這個 世界裡，沒有殺，沒有迫害。
2、反映生活窘迫之憂
如果說陶淵明對政治的不滿與憂愁是源於精神理想的需求，可以作心理上的調整，那麼無重要收入來源導致的生活窘迫狀況則是很難改變的。《與子等疏》中陶淵明回憶說：“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因家貧而四處舉債，足見陶淵明青少年時期生活的艱難。在《歸去來兮辭》序中，陶淵明自敘了他為官的經過與原因：“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倉無儲粟。……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由此可見陶淵明做官也是因為家貧。
二、縱情色彩
中國文人在歷史上是一群沒有勢力但又單純、浪漫而理想的人。當他們理想難以實現時，便苦悶失落，或寄情山林或借酒澆愁，而當他們心寧氣和、短暫滿足時，又會借酒縱樂，抒發情懷。陶淵明作品中也有大量借酒取樂、借酒縱情的詩句。他的縱酒詩作與隱居生活息息相關，反映了一定的隱逸文化。他的縱情酒，與其人生觀緊密相連，反映了其樂天知命的達觀心態。陶淵明的縱情酒是對悠然閒適、恬淡愉悅的隱逸生活的真情讚美。是對人生短暫、世事無常的生命感嘆的樂觀回應。
1.追求遁世，隱逸之樂
隱逸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魏晉南北朝時期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陶淵明就是其中的一位著名的隱者。從他的作品中講述隱逸之樂的縱情酒，我們能窺視和發現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也能感受和體驗到濃濃的隱逸文化。
陶淵明自幼形成貞剛的性格和思想，曾自言“性剛才拙”，(《長與子等疏》)，“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視那個時代“道喪千載” “八喪同昏”， 視官場為“塵網”“樊籠”，感到生不逢時，而且門閥勢力高漲的社會，他偏偏只是一個幾無希望的沒落門第。最後“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只能選擇隱居遁世。陶淵明隱居之後，確實也過了一段恬淡、快樂的時光。《飲酒》其五中有充分的表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句，不僅寫出了他性情的淡泊寧靜，更是寫出了生活的悠然自得。 而且身心寧靜的陶淵明並不是孤僻的避世者，他時常和鄉鄰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可見，在這裡，更近於自然，但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自然，是富有人情味的自然。陶淵明也享受著耕種的新鮮和喜悅，《歸園田居》一組詩，就是詩人重歸田園時的新鮮感受和由衷喜悅。
《移居二首》其二寫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這首詩講隱居時移居南村後，與友人郊遊、飲酒、 賦詩，生活充滿了田園的樂趣。“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在這個小小的南村，人與人的關係非常實在，非常真誠。此處以“春秋”二字發端，括全篇，說明詩中所敘並非“發真趣於偶爾”(謝《四溟詩話》)，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樂趣。登高不僅是在春秋佳日，還必須是在農務暇日，春種秋獲，正是大忙季節，忙裡偷閒，登高賦詩，箇中意趣更是耐人尋味。
2.人生短暫無常，樂知天命
亂世惜命短，早在漢樂府詩歌裡，對生命的眷戀與惋惜已經出現。例如：《露》一詩認為人的生命短暫，不如草上的露珠，露水乾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卻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無歸，永遠消失。陶淵明生活在一個個性生命意識覺醒的時期，他開始發現永恆的宇宙與飄忽不定的人生竟是如此尖銳的矛盾著，生命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正如陶淵明所說“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飲酒》其十五，“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在陽。”面對無法把握的命運，我們能感受到陶淵明的悲哀。然而陶淵明沒有過多的沉溺與傷感之中，對生死也有著理性的清醒的認識。“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擬輓歌辭》)，既然有生就有死，自古亦然，生命短暫而又無常，陶淵明開始改變轉變感嘆和傷感，及時行樂。此時，老朋友酒成了其最好的幫手。
三、解脫超越
陶淵明一生精神上糾結矛盾與兩件事情，做官和歸隱，恐懼死亡與坦然面對，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其實陶淵明最大的心結也就解開。也就實現瞭解脫。晚年時陶淵明以無心時政，歸隱木已成舟。對於生死的態度，也不刻意求之，而是順其自然對死的無奈，人是無力迴天的，陶淵明詩文中雖然也流露出一些頹廢的因素，但總的'看來態度是達觀的，他活在世上，而作《輓歌詩》三首，作《自祭文》一篇，他認為人死如燈滅，既不相信煉丹那一套，也不相信佛家那些說法，對現世主義的“不知生，焉知死”的儒家，陶淵明看得更透徹。對生死的態度裡更多的是對道家觀點的認同，生死如人之來去，死與生一樣自然，既不迴避，也不留戀，泰然處之。反而是物質上的貧困、老病的折磨等非精神因素成為其最大的困擾，可以說陶淵明晚年是貧病交加、度日艱難。就是這樣艱難的日子，陶淵明也是無酒而歌，無酒照樣歌，窮達不改其樂，實現了精神對物質上的超越。
《九日閒居》是這方面的有力據證，九月九日是傳統節日重陽節，重陽節自古有飲菊花酒的習俗，據說如此可以延年益壽，陶淵明病臥家中，看著滿園盛開的菊花，窮的無酒可喝，連酒杯上都堆積滿了灰塵，心裡知道以酒泡菊是治病延年的良藥。就一般人而言，此時於此困境，肯定會憤憤不平的發些牢騷，至少也會為自己的清貧感到幾許悲涼。但陶淵明沒有讓熱鬧的菊花白白開放。無酒就食菊。由最後四句“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能看出，此時詩人心緒平和，神態寧靜，還悠閒的寫詩抒懷。
總之，陶淵明為酒而生，以酒入詩，以詩釀酒，陶淵明詩文中詩酒交融的境界後世不能皮及。陶淵明不在乎喝酒的時間，不在乎喝酒的地點，更不在乎喝的是什麼酒，他只在意酒帶給他的感覺，在酒中寄託憂愁，以酒助興，在酒中解脫超越。陶淵明經常自斟自酌，在飲酒的時候感悟人間萬物、悟透人間生死。陶淵明的酒和他的詩一樣，恬淡靜謐，回味無窮。陶淵明的詩中有酒，酒中有詩，不過他的詩酒交融也不是時時刻刻都是一樣的，他的詩酒中明顯地分為了三種不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