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秦觀詞的感傷意境
緒 論
在北宋詞壇，秦觀和晏幾道同樣具有多情敏感的個性氣質，他們都創作了許多傷離怨別的抒情詞作，體現出悽美婉約的風格。所以清人馮在《蒿庵論詞》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然而細究文字，我們發現，與晏幾道借男女傷離詞作抒發個人、家世的悲緒不同，秦觀的“傷心”更多地融入社會性的內容，抒發了詞人身陷黨爭之禍、橫遭貶謫打擊的深沉複雜的感傷。馮《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括其生平遭際及創作風格曰：“少遊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而後，一人而已。”
1 秦觀感傷詞的創作況
秦觀(1049-1110)，早年字太虛，後改字少遊，別號刊溝居士、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人。他少時聰穎，博覽群書，抱負遠大，縱遊湖州、杭州、潤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不的個性情懷。秦觀從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家大事，熙寧元年(1068)，他21歲，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災的慘狀，創作了《浮山堰賦》，對百姓的苦難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為了抵禦遼夏的侵擾，他曾研究兵法，寫作《郭子儀單騎見虜賦》，透過對英雄人物的歌頌，寄託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負。
熙寧十年，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觀專程前往拜謁，寫詩道：“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別子學士》)極傾倒之情。次年，他應蘇軾之請謝了一篇《黃樓賦》，蘇軾稱讚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間，秦觀與蘇軾同遊戊、吳江、湖州、會稽各地，結下了終生友誼。在蘇軾的勸說下，秦觀開始發奮讀書，積極準備參加科考;可是命運不濟，兩度應考均名落孫山。蘇軾為之抱屈，並做詩寫信予以勸勉。元豐七年(1084)，蘇軾路經江寧時，向王安石力薦秦觀的才學，後又致書曰：“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2] 王安石也讚許秦觀的詩歌“清新似鮑、謝”[3]在兩位文壇前輩的鼓勵、稱許下，秦觀決心再度赴京應試，並於次年登第，結束了“奔走道途數千裡，淹留場屋幾十年”(《登第後青詞》)的舉子生涯。考取進士後，秦觀初任定海主簿，轉州教授。元祐七年，蘇軾自揚州召還，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秦觀遷國史院編修，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同時供職史館，人稱“蘇門四學士”。京城任職的數年裡，秦觀得與師友時相過從，精神上比較愉快，但是由於家口較多，生活據，“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春日偶題呈錢尚書》)，只得經常依靠朋友的接濟。更令他感到進退維谷的，是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孤危的政治處境。
哲宗元祐年間，操持朝政的多為舊黨人士，但其內部派別鬥爭卻異常激烈。蜀黨領袖蘇軾及其“蘇門四學士”，均能夠出以公心，根據民生疾苦和國家利益，針對新、舊兩黨的主張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秦觀先後向朝廷進策論30篇，其中《國論》、《治論》、《人材》、《法律》、《財用》、《邊防》等文，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提出了各種具體的改革方略。在《治勢》篇中，他對王安石變法作了中肯的論，認為新法是救國濟民的良策，只是執法者矯枉過正，以致產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認為那也是因廢食之舉。這些觀點在黨同伐異的激烈政治形勢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由於秦觀與蘇軾關係密切，他更無法逃脫派別門戶之間的中傷和攻訐。“上有蒼禍，下有黃犬厄”(《和裴仲放兔行》)，正說明他的內心籠罩著變生不測的黨禍陰影，積鬱著危機四伏的惶恐。
紹聖元年(1049)，新黨人士章、京上臺，蘇軾、秦觀等人一同遭貶。在離開汴京之前，秦觀重遊城西金明池，撫今憶昔，感慨叢生，遂以悽苦的筆調創作了《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西城楊柳在春風中擺弄著柔枝，也牽動起詞人傷離怨別的憂愁，令人然淚下。他追憶往昔與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飲酒賦詩，備極歡娛。然而如今卻“人不見，水空流”，無限惆悵之感溢於言表。下片直接抒發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傷，實質寄託著詞人身遭遠謫、行將離京的愁緒。歇拍三句，更將這深濃的愁緒具象化為春江之淚，進一步宣洩肝腸寸斷的痛苦。
秦觀先任杭州通判，再貶為監處州茶鹽酒稅。在處州，他為了消愁解悶，經常到佛寺中與僧人談禪論道，為寺僧抄錄佛經，並寫有詩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題法海平黎》)。豈料恰因這兩句詩，被政敵羅織成“謁告寫佛書”的罪名，削職遠徙州。秦觀行經衡陽時，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當即抄呈在處州時所作《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裡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飄零”、“離別”之意，流露出濃重的遷謫之悲。下片進行今昔對照，追憶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歡樂，而今卻俱已風流雲散，無一倖免。“攜手處，今誰在?”在反詰設問的字裡行間，滲透著對元祐黨禍痛心疾首的控訴。詞人橫遭貶，遠離朝廷，政治理想破滅，青春容顏衰老，這種種的怨憤不平，促使他發出了沉痛的喟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不僅是說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時也在暗示著生命的春天也將一去不復返。這一結句較李後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調越發悲切，將詞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愁緒淋漓盡致地宣洩了出來。據宋人曾敏行《獨醒雜誌》記載，當時孔平仲讀罷此詞，不禁驚詫道：“少遊盛年，何為言語悲如此?”並稱：“秦少游氣貌，人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曾布也說：“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這些故事皆足以說明，秦觀此詞流露出令人驚詫的悲憤之意。
秦觀深秋時節行進在州道中，看見飢鼠相追於壞壁之間，頓生蕭索自傷之意，隧創作了小詞《如夢令》：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詞人置身陌生之地，獨宿驛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風瑟瑟，到處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這蕭瑟的景象，恰折射著詞人暗淡、深閉的愁緒。“夢破鼠窺燈”，“破”字顯出衰殘，悽寂，“窺”字點出環境的清寒。“霜送曉寒侵被”，“送”字、“侵”字則非常深細地表現出砭人肌骨的涼意。無寐的詞人隨著門外的馬嘶，心緒越發地煩亂憂苦。
此後，秦觀又先後被移送到橫州、雷州編管。在這短短數年間，他不斷地遭受削職、除名，一貶再貶，從一般的逐臣淪為流放的罪犯，連續的沉重打擊，使他的心情益趨感傷。元符二年(1099)歲暮，他身處雷州，彷彿到了天涯海角，舉目無親，內心深深絕望，竟自做《輓詞》，抒寫“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荼毒復荼毒，彼蒼哪得知”的深冤無告、橫遭災禍之悲;又云：“家鄉在萬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自己客死異鄉，竟然連魂魄都不敢東歸故鄉，與親人相見，心情的慘痛可想而知!
在長期的貶謫生涯中，秦觀獨自忍受著艱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來自各個方面的政治打擊，但始終保持著堅忍高潔的品節和情操。對於家鄉、親人綿綿不盡的思念，成為他慰藉孤魂的寄託。秦觀家居高郵，隸屬揚州。他青年時期經常到百餘里外的揚州遊覽，並且創作了著名詞作《望海潮》(星分牛鬥)，從各個側面渲染出揚州城往日的雄氣勢，如今的富麗豪俊。在此後的漫遊經歷中，他時常追憶揚州的美景，表達對故鄉的思念。例如《夢揚州》(晚雲收)以豔語寫鄉情，歇拍三句“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點明思鄉的題旨。不過此時的“夢境”，還主要侷限在才子佳人風光旎中的柔情蜜意。自從身遭貶謫、流放之後，秦觀詞內的故鄉則變成了天涯遊子熱切盼望的精神家園。他在《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下片寫道：“鄉夢斷，旅孤魂。崢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陽和雁無。”詞人於除夕之夜，獨宿於州旅舍，對於故鄉的思念越發深切難奈;然而身世飄零，故鄉難返，痛楚之情溢於言外，更傷無雁傳書愁情難釋。在與家鄉親人音信全無的苦難歲月裡，秦觀越發悲切地表達出對於妻子兒女的牽掛。他在《如夢令》詞中追憶妻子在別離時分“妝粉亂紅沾袖”的悽苦形象，遙想她於別後“玉銷花瘦”的憔悴之態，作者不由得感嘆道：“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直接抒發出相隔天涯的深濃愁緒。秦觀還“將身世之感打併入豔情” [5]，其《八六子》等詞作借戀人別後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個個作品已經清冷悽寂，格調越發沉痛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