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行路難·有耳莫洗潁川水》原文賞析
行路難·有耳莫洗潁川水
李白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可聞?上蒼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註釋】
①晉朝皇甫謐《高士傳》捲上《許由》篇：“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②《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索引》：“薇，蕨也。”按薇、蕨本二草，前人誤以為一。
③《高士傳》：巢父謂許由曰：“何不隱汝形，藏汝光?”此句言不露鋒芒，隨世俯仰之意。
④鮑照《擬行路難》：“自古聖賢盡貧賤”。《史記·澤列傳》：“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
⑤子胥：伍子胥。《吳越春秋》卷五《夫差內傳》：“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又見《國語·吳語》。
⑥《晉書·陸機傳》載：陸機因宦人誣陷而被殺害於軍中，臨終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⑦《史記·李斯列傳》載：李斯喟然嘆曰：“……斯乃上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索引》：“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⑧《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太平御覽》卷九二六：《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出上門，不可得矣。”
⑨《晉書·張翰傳》：“張翰，字季，吳郡吳人也。……為大司馬東曹。……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菜、蓴羹、鱸魚，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官數千裡，以要名乎?’遂命駕而歸。……或謂之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賞】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李白奉詔入京，擔任翰林供奉。李白本是個積極入世的人，被世人稱作“詩仙”，他才高志大，很想像管仲、張良、諸葛亮等傑出人物一樣幹一番大事業，可是入京後，卻沒被唐玄宗重用，還受到權臣的讒毀排擠，兩年後被“賜金放還”，變相攆出了長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們都來為他餞行，求仕無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艱難，滿懷憤慨寫下了《行路難》組詩。《唐宋詩醇》以為《行路難》三首皆公元744年(天寶三載)離長安時所作，詹《李白詩文系年》，裴斐《太白樂府舉隅》從之。鬱賢皓《李白選集》以為“作年莫考”。
前四句言人生須含光混世，不務虛名。中八句列舉功成不退而殞身者，以為求功戀位者誡。最後贊成張翰唯求適意的人生態度。一篇之意三層而兩折。言虛名無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則須及時退身，一為避禍，二求適意自由。這是李白人生哲學的基調。
【鑑賞】
此篇純言退意，與第一篇心情有異。通篇以對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須含光混世，不務虛名。中八句列舉功成不退而殞身者，以為求功戀位者誡。最後贊成張翰唯求適意的人生態度。一篇之意三層而兩折。言虛名無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則須及時退身，一為避禍，二求適意自由。這是李白人生哲學的基調。
此篇用典頻，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透過對古人的評論表達出至為複雜的心情。首先對許由、伯夷與叔齊的棄世提出非議，可見前兩首所說的“濟滄海”“歸去來”並非心甘情願;可是，接著又對伍員、屈原、陸機、李斯之殞身政治表示不滿。棄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濟世又深感世情險惡，兩邊都不是他原意選擇的出路。正因為如此，李白的“行路難”才有別於鮑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劇性。不用說，詩中引用歷史教訓也出於現實感受。
如果說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宮廷的腐敗，此首則在揭露宮廷政治的黑暗和險惡，兩方面都是詩人在長安宮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辭官的'理由。最後他對及時身退的張翰表示讚賞，正如前兩首的結尾一樣，不過是無可奈何之下的強自寬解，也是對現實表示抗議的激憤之詞。“且樂生前一杯酒”，猶如“直掛雲帆濟滄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憂憤的兩大法寶。但他還說過“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舉杯消愁愁更愁”，無論仙與酒都無濟於事，原因就在於他的人生態度始終是積極的。這種執著於現實人生的積極態度，既是李白悲劇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詩歌永恆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