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教我治學做人

季羨林先生教我治學做人

　　季羨林先生是我的最後一個父輩。一個人，不管年紀多大，只要有一個真心視為父輩的長者在身邊，就會覺得自己還是孩子，可以犯錯誤，可以“童言無忌”。30年過去，先生就是這樣，耳提面命，時而批評，時而表揚，帶我一路走來!

　　我把比較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完全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正在編，本來沒有“比較文學”這個條目，先生堅持必須加上，並命我寫。這就給了我一個全面研究這一學科的機會。我看了許多中外資料，請教了許多前輩，從此走上了比較文學研究的不歸路。先生一再強調“有了比較，多了視角，以前看不到的東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問題能想到了，這必能促進中國文學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讓世界比較文學界能聽到中國的聲音。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義，無論如何也決不能低估!”當遇到困難時，先生總是鼓勵我們：“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腳底下，從沒有現成的道路，只要我們走上去，鍥而不捨，勇往直前，最終會出現康莊大道。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先生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1980年，他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比較文學學會和比較文學中心，他是領導，我是跑腿的秘書。1985年，全國36所大學和研究機構決定各出200元，聯手成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因為這是一個新學科，又是“全國”性學術組織，要獲得批准，十分困難，最後先生親自找了胡喬木同志和體改委，學會才成功地在深圳如期成立。先生在成立大會上強調比較文學所要探索的就是文學方面的文化交流，明確指出中國比較文學的第一個特點是“以我為主，以中國為主”;第二個特點是“把東方文學納入比較的軌道，以糾正過去歐洲中心論的偏頗”，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健康發展指明瞭方向，奠定了基礎。

　　自學會成立，先生擔任創會會長以來，他一直關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健康成長。當發展初期，作家、作品之間的淺層比較鋪天蓋地之時，他強調首先要理清楚中國文學理論，因為世界上講文學理論的，只有中國、印度、西歐能自成體系。中國比較文學學者一定要清楚地認識中國文學理論的特色，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用比較文藝理論的研究來解決”。他不僅關注東方文學，而且十分重視少數民族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在他的倡議和支援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80年代就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比較文學研究會，多次得到先生的親切指導;先生雖是學富五車，卻從不固步自封，總是走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當美國青年漢學家梅維恆的新作《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剛問世，先生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文學關係研究的.範例，讚揚他能提出嶄新的解釋，能找出新的聯絡，“有的聯絡簡直近於石破天驚!”……中國比較文學就這樣一步步沿著先生指引的道路前進。

　　20多年來，受到先生的薰陶，深深感到先生的人格包含著兩方面的和諧統一：一方面是不屈不饒的強猛的生命力，如先生在散文《二月蘭》中所說，“二月蘭一怒放，彷彿從土地深處吸來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開遍大千世界，紫氣直衝雲，連宇宙都彷彿變成紫色。”每當讀到這裡，我就不禁想起魯迅寫的：“猛士出於人間”，“天地為之變色”，想起在各種逆境中巍然屹立的季羨林先生。另一方面，對於人世滄桑，先生又是那樣淡然處之，真是“人淡如菊”。正如先生讚美的二月蘭，“應該開時，它們就開，該消失時它們就消失。它們是‘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先生曾在這開滿了二月蘭的湖濱，滿懷深情地詠歎著那種淡定而美好的生活：“午靜攜侶尋野菜，黃昏抱貓向夕陽，只道是尋常!”他是多麼懷念這樣的尋常生活啊!

　　今天，先生終於平靜、安詳地離開了人世，沒有痛苦，也沒有現代各種醫療器械的折磨!我總覺得先生會再回到他曾久住的朗潤園，再與我為鄰。我一定會在哪一個拐彎，哪一張長凳上與先生突然相遇!先生還會像從前一樣對我諄諄教誨，和我隨便聊天。先生將一直在我心中永駐，我立志永遠以先生的治學和做人為榜樣，至死不渝。

【季羨林簡介】

　　季羨林(1911.8.6—2009.7.11)：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家、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

　　代表作品：《牛棚雜憶》《天竺心影》《朗潤集》《留德十年》《病榻雜記》《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