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雜說四則》的藝術特色
《雜說四則》是韓愈具有代表性的論辯類的文章，篇幅短小卻予以深意，體現了韓愈論辯文的特點。
《雜說四則》是韓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論辯體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雜說為內容駁雜，隨感式的論說文字，是一種一事一議，或數事一議，借題發揮，行文自由，褒貶分明的文章體裁，也是議論文的一種。雜說起源於先秦諸子的零章片段，經過韓愈的創新，逐漸發展為有完整結構的篇章，可以說是後世雜感、隨筆類雜文的先驅。
韓愈的雜說，語言洗煉，妙趣橫生，文學成就較高。《雜說四則》是韓愈較有代表性的雜文，這四篇雜文都是藉此喻彼，為“憤世嫉邪”(《雜說・崔山君傳》)。其一《龍說》說“龍”，說龍吐氣成雲，憑藉雲可以上天入地，龍一刻也離不開雲。這篇含義比較隱晦，歷來解釋不一。清人李光地說：“此篇取類至深，寄託至廣。精而言之，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之興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韓昌黎文集校注》)這只是大體說明了其含義。其二《醫說》說“醫”。用醫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標明嚴明統治秩序的重要性，維護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傳》是說“貌”。說一種人貌醜而心美，但他們是實在的人;人貌美而心類禽獸，不應算是人。其四《馬說》說“馬”。“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喻人才的際遇取決於當政者能否識才。這一篇千百年來已家喻戶曉，今天“伯樂”已成為“好領導”的代名詞。
韓愈《雜說四則》中的四篇雜說是後人將韓愈的四篇精短的雜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這四篇論辯文蘊含了韓愈創作論辯文的多重藝術特色，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值得人們關注。
一.不平則鳴，文窮而後工
韓愈提出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的口號，把“明道”與對現實的批判聯絡起來，使文章不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效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荊潭唱和詩序》)。因此，韓愈漠視那些達官貴人，並對他們表現出不滿與蔑視，認為他們氣滿自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確，真正的好作品是 “恆發於羈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當中，在不得志、在飽受打擊當中產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憤越多，文章也就寄託了作者愈多的思緒，愈加能表現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龍說》《馬說》就是韓愈作文“不平則鳴，文窮而後工”的代表。兩則雜文分別是借龍、馬這兩種動物的遭遇來寫人，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息。而其著名的《馬說》，作者看似在為千里馬叫屈，實則在為被埋沒的有志之士鳴不平。林紓《古文辭類纂》卷一：“通篇兩用”不知“字，有千鈞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國士之爰書”，“其真不知馬也”句，“是國士辨冤之訴詞”。又云：“語愈冷，而意愈深，聲愈悲。通篇都無火色，而言下卻無盡悲涼，真絕調也。”
二.文以載道，唯陳言之務去
韓愈的文學觀念是反駢重散，主張文章要像先秦兩漢散文那樣言之有物，要闡發孔孟之道 ，反對六朝以來單純追求形式美、內容貧乏的駢驪文章，倡導樸實明暢之散體。因此，在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語言的創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重視文章內容的充實而不強調辭藻的華麗與形式的整齊。
韓愈還明確提出了“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言必己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
《馬說》就從伯樂與千里馬的典故加以生髮，來討論人才問題，《龍說》則從《易・乾卦・文言》中“雲從龍”一句加以擴充套件、發揮，用雲與龍的關係，說明一個人立身行事必須有所依憑。有人認為這是指“君臣際遇”，也有人認為這是“朋友相交”。不論是從哪一方面解釋都可以將文章內容演發出深刻的寓意，內容是充實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兩篇雜文作者也立足於社會發展以及培養正確價值觀的角度，闡發了鮮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觀點。
韓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論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答胡生書》)，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謂立意深刻，首先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作者觀察社會現象，不是侷限於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質，從而在寫作時從日常平凡瑣碎的題材中，也能生髮出深刻的立意。就寫作實踐來說，也有一個方法的問題。藝術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現內容時層層翻剝，引導讀者從現象逐漸認識本質。韓愈就善於使用這種層層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層加深。
《雜說四則》分別以“君臣、朋友”的遇合應求、“治理國家”要嚴明法度、辯證分析“外表”與“內在”的關係、“人才”選拔為論說的立足點，切合社會發展，並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較高價值的借鑑意義，是韓愈對世事的深刻慨嘆之作，立意深遠，值得回味。
《龍說》寫於作者仕途蹭蹬之際，借龍和雲的關係比喻君臣、朋友之間的遇合應求關係。文章雖然篇幅短小，卻“道古而波折自由，簡峻而規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轉換變化處更多”(清代張裕釗語)，含蓄委婉，意味深長，歷來被奉為典範。《馬說》則作於韓愈仕途不暢之時。文章借闡述善於相馬的伯樂與千里馬的關係，比喻選拔任用人才者與人才之間的關係，強調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達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憤慨。歷代對此文讚譽有加，清代林紓在《古文辭類纂》中評價其“語愈冷而意愈深，聲愈悲。通篇都無火色，而言下卻無盡悲涼，真絕調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盡情
蘇洵在《上歐陽內翰書》中說到韓愈的文章：“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這段話生動形象地概括了韓愈文章的氣勢、內容和藝術表達的特點，蘇洵所說“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韓愈作文好用較為委婉，含蓄不露的藝術手法。
《龍說》和《馬說》這兩篇託物寄意的論辯文，其筆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視為“抑遏蔽掩”的.一種方式。兩篇文章都是藉此喻彼，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龍和雲的相依相存，比喻聖君和賢臣的相輔相成;後者以千里馬和伯樂的關係，比喻人才的際遇取決於當政者能否識才。兩篇文章都沒有直接提及“聖君”與“賢臣”，“人才”與“當政者”，但是透過聯絡韓愈的生平以及際遇，我們就可以體會到文章內作者委婉寄託在“龍”與“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這兩篇運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寫成的論辯文可謂含蓄蘊藉，意味悠然，委婉盡情。
四.邏輯嚴整，氣勢充沛
韓愈發展了孟子的“養氣說”，將“浩然之氣”與文章寫作聯絡起來。《答李翊書》：“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他認為只有內心充盈著強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筆端語句文字有著嚴密的邏輯體系，顯露出別具一格的神韻來。
《雜說・馬說》是韓愈通篇都用比喻來組織的論辯文，比喻包含在議論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樂相馬的典故來組織文章，第一、二句開篇“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論點，說出了三層意思：要發現人才，首先得有識別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卻沒有被發現;這是因為缺少識別人才的人。接著，順著思路推進文意，第一層“雖有名馬”，具體寫識別人才的問題;第二層“馬之千里者”，實際是培養人才的問題;第三層“策之不以其道”，進一步講怎樣理解、善用人才的問題。最後做“不知馬”的慨嘆，回應開頭的“世無伯樂”，表明諷刺現實的用意。文章雖處處說馬，但實質上全是在論述人才問題。作者在比喻中有層次地論述問題，把論點一步步展開，深化，並以答案鮮明的問答句結尾，再次強調“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的主旨，邏輯嚴整，氣勢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