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人品
韓愈是在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有著較大影響的人,對韓愈的研究必須基於當時社會背景的客觀把握,並要結合中唐的審美時尚和韓愈自身曲折的人生經歷,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韓愈是中唐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世稱韓昌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無論是對他的人品還是詩品的評價,自古就有分歧。就人品而言,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薛雪稱頌他“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薛雪《一瓢詩話》)。而司馬光則在不少文章中都對韓愈有微詞,其《顏樂亭頌》中的批評尤為集中:
“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於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玄為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慼慼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
朱熹對韓愈的評價是:
“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至於其做官臨政,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兩種評論,各走極端。如何全面、具體、歷史地評價韓愈的人品及其在詩文中的表現,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 關於韓愈的人生價值取向
韓愈出身於庶族地主家庭,父親韓仲卿、叔父韓紳卿都有著鮮明的庶族地主立場,為官正直。李白在《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中說韓愈父親仲卿調補武昌令時,使“奸吏束手,豪宗側目”;叔父韓紳卿任涇陽令時,也是“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出身在這樣的家庭的韓愈,很小就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天性聰慧、讀書刻苦,“六經”、“諸子”精通,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不甘窮厄,汲汲於功名富貴。韓愈三歲喪父,母親身份不明,早逝或改嫁均無記載,賴長兄韓會撫養長大,十歲時韓會受黨爭的牽連貶官韶州,兩年後韓會病逝韶州。韓愈隨寡嫂鄭氏北歸河陽,旋又因河南發生潘鎮叛亂,避居江南的宣州。這些慘痛經歷,促使韓愈形成了倔強內斂、重於名利的性格和偏狹躁鬱的氣質。我們透過他的著作以及史料筆記的記載,不難發現他把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侷限在做官上,形成了官本位的人生價值觀,具有強烈的出仕之慾望。另一方面,韓愈一生所追求的目標是“行道”,立志要繼承孔孟以來的儒學傳統,做一個大儒,把聖賢人格作為自己自修和繼承的目的,憑自己的才華和能力幹一番事業。其中《贈族侄》所說的“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反映出他早年不同尋常的抱負;《出門》詩:“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寫他入長安初涉世時孤獨沉悶的心緒,決心用古訓來鼓勵自己堅持走正確的人生道路,用精神力量對抗現實的腐朽。韓愈早年這種對自我才能的強烈自信,對建功立業的滿腔豪情,對力挽中唐道德頹喪之勢的執著用世意識,並不是狂妄可笑的表現,而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這正是韓愈“捨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與積極用世心態的形象概括。
二 韓愈的干謁及與權宦的關係評價
韓愈十九歲時,在飽經親人弔喪之痛後,肩負著光大門庭的重任,辭別在宣州的家人,踏上了長安求仕的道路。從政對於他來說不只是實現理想的途徑,而且是謀求生存所需的手段。他在落第後困守長安、生計窘迫並渴望有人引薦時所寫的詩文如《上宰相書》、《應科目時與人書》、《與於襄陽書》等,被人斥為“貪權媚貴”、“急功近利”。從當時環境和歷史條件看,是有失公允的。
有唐一代,實行科舉制度,但並不徹底,朝廷取士實際上是科舉與薦舉並存。薦舉是指在官員或權貴的薦送下,朝廷不經考試而直接錄用的人才。唐太宗時,馬周就是西遊長安時經中郎將常何薦舉入仕為官並終至宰相的。薦舉首先要經過干謁權貴,士子須透過詩文讓權貴了解自己,由於士子干謁時處於下風,不能不向權貴低頭,所謂的文人的氣節風度是暫時顧不上的,為了達到被引薦的功利目的,只好自覺貶值,承受人格、個性的委屈、壓抑甚至扭曲。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困居長安十年的杜甫不得不“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身有“傲骨”的李白,到晚年陷入困境時所寫的'《贈崔諮議》、《天馬歌》等,都是直接乞求對方悲憫引薦,獲得一官半職。
韓愈始終以干謁為恥,多年後回想起來仍覺羞愧難當。韓愈曾在《與李翱書》說自己當時的處境比顏回還窮,又沒有誰可以依靠,不謀求一官半職難以養家餬口,當然不能像司馬光那樣奢談“失節”與否的。韓愈在干謁時始終堅持了三點:一是不到權貴府上去“搖尾乞憐”,這點杜甫還做不到;二是堅持“儒服者”之禮,維持了讀書人最起碼的操守;三是以自己為例,希望有健全國家發現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他在《三上宰相書》裡表現出來的執著信念,強烈的參政意識和勇於自薦自舉的膽略並不是他的缺點,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閃光點。
韓愈曾作《上李尚書書》,企圖為仕進創造客觀條件,從宋代至今都受到不少學者指責,認為他在書中對京兆尹李實盡情讚頌,充滿諛詞。筆者個人認為這種指責有片面性,因為李實當時任司農少卿,又是宗室,且偽裝得很好,半年後才暴露其惡跡,韓愈不可能預料得到。韓愈後來上書《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矛頭直指李實,並因此被貶到偏遠的陽山,恰恰反映他不懼權勢、敢做敢為的性格。
三 韓愈的政治理想和對待國計民生的心態
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對人民實行仁政,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原道》),反對繁賦苛徵,關心人民疾苦。他一生五次任地方官,均有惠於當地人民。他被貶陽山和潮州時,大力傳播中原文化,“出己俸百千”興教辦學,千百年來受人崇敬追思。在袁州任刺史時,放免了七百三十一個奴僕。他多次揭露貪官汙吏,主張任賢、屯田、改革幣制和鹽政,主張減免賦稅。他的詩《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都是改革弊政、為民請命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是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
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史書認為他“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有愛在民”(《新唐書・韓愈傳》)。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韓愈支援宰相裴度平叛,上書《論淮西事宜狀》,擔任行軍司馬,在平定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叛亂中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鎮州軍叛亂,朝廷軍隊被叛軍包圍,戰爭形勢對朝廷極為不利。韓愈奉命為宣慰使,不顧年事已高,冒著生命危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平息了事態。
唐代中期,佛教蠹國殃民,耗財害政,麻痺人的靈魂。韓愈冒死上書皇帝,撰寫了《論佛骨表》,建議皇帝將盅惑民心、罪惡無窮的佛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並表現自己要獨立承擔因毀掉佛骨之後而可能帶來的一切殃咎禍崇。他因此觸怒了憲宗,被貶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