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作品中關於道的思想
引導語：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麼樣的精神做人，做什麼樣的人等等，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韓愈作品中關於道的思想。
摘要：以往對於韓愈“道統論”的研究，大多數都側重於研究"道統論"的形式意義，但是對於韓愈“道統論”中關於“道”的思想內容卻很少重視。其實，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不僅的的確確影響了以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而且其思想內容以及歷史性作用還具有一種深層次的理論上的意義。因此，總結其思想及歷史性的作用，將對關於中國哲學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韓愈 儒家思想 道統論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作為封建階級的統治思想，始終處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在儒學發展史上，漢儒和宋明理學家們根據時代的社會需要，對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理論闡釋。被後人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是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學術思想中，他一生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揚儒家聖人之道和人文價值為核心的道統論，為之後的中國哲學文化發展提供了一種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選擇。歷史表明，其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作用，不只是歷史性的，而且還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和理論意義。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為基礎，概括總結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以及其歷史作用和意義。
一、“抵制異教，攘斥佛老”的道統論思想
韓愈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異教”，重振儒學的道統論體系。縱觀中國從春秋開始之思想歷史，春秋時期，孔子繼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禮制，創立儒家學派。戰國之間，各國爭霸，並且進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適應時代的思想體系來，於是出現了儒、墨、道、法等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朝時吸取秦朝之經驗教訓，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確立了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正統地位。兩漢之後，中國歷史又一次出現分裂的狀況，由於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開通，隨之帶來了所謂的異教——佛教，而此之間道教也開始興起，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儒家開始面臨嚴重的挑戰。隋唐時期，中國政治得到大一統，但是思想方面並沒有統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緣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學說，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並立的這樣一個局面。當然，在當時的社會之下，佛老之學能夠盛行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們對於封建統治者的統治毫無疑問是很有利的。
韓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時期，當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割據、權臣傾軋的狀況是甚之又甚。特別是中唐後期的安史之亂帶來的影響也是特別的沉重，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政治日趨腐敗嚴重。這是當時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當時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風氣尤為嚴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振儒學，強化儒家的正統地位，排斥反對魏晉以來流傳廣泛的佛道思潮。並且韓愈敏銳的感覺到佛教的思想裡有著不事君父和不承擔賦稅這樣給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將會越來越嚴重。而韓愈生長在儒學世家，父輩們即以尊崇儒學並且身體力行儒行而著稱於世的，他深受其影響，所以韓愈感覺到務必要進行儒家的重振，於是他走向復興儒學，攘斥佛道的道路。韓愈五十二歲那年，虔誠信佛的唐憲宗大張旗鼓的將鳳翔之佛骨迎來長安，並且留置禁中(天子居處)三日，然後送入寺廟，於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當時的王公士庶，奔走施捨，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而求供養。韓愈當朝為官看到此景，大為痛心，於是不顧自己安危，大膽向唐憲宗上《諫迎佛骨表》，痛陳這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的醜事，並對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訣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患。”[1]他公開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2]由此可見韓愈的《論佛骨表》著重從綱常倫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學。不僅是這樣，而且也從佛老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極負面的影響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3]這樣出家人劇增，他們不擔賦稅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會的危機給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負擔，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二、以“仁義”為核心的道統論思想
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麼樣的精神做人，做什麼樣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則在人道中被賦予了充實的內容。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 [4]
這裡韓愈給仁、義、道、德下了定義，仁義二者有其特定的內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義比較寬泛，哪一個學派都可以用，對“仁”韓愈用“博愛”釋之(與孔子“仁者愛人”相通)，意即對人充滿關懷和熱愛，始於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進而推及於任何人“泛愛眾”;這種“博愛”的心情必須透過行為表現出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如得體適宜，即是“義”(與孔子“克己復禮”相通)。所以仁、義二者，一表現為內心修養，一表現為行動。按照仁義的標準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得自樂的地步，即是“德”。韓愈在這裡是用“仁義”來限制“道德”，用“仁義”來充實“道德”。 “道德”是以仁義為具體核心，“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夠達於四海，通於萬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體現“仁義”原則的是“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的“聖人”。韓愈弘揚仁義，給仁義道德寓於“定名”作為儒家總綱，其理論完整表現在韓愈以《大學》為綱領的儒學思想體系中，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絡在一起，用“將以有為也”的仁義道德，貫通內外兩個方面，融二者於一體。
韓愈對歷史上儒學受到多次挫折表現了極度的感慨。為了倡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給仁義道德寓於“定名”。他創造了對後世儒學發展頗有影響的“道統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5]以此“道統”為理論依據，力圖恢復儒學在社會中的正統地位，同時以“道統”為人道價值標準，定名仁義道德，倡導先王之道，以存於內的“仁”到見於行的“義“來核實人道之本。
三、儒學的理論依據——“性三品說”
在韓愈與佛老斗爭、重振儒學的過程中，提出來他的“性三品說”，並且把它作為恢復儒家傳統思想的理論根據。
韓愈在他的《原性》中認為每個人有性有情。“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6]他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種倫理道德。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個品級。他認為五種倫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這樣，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時，他把情也分成三個品級，而高下取決於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現不同。韓愈之所以認為如此，主要他認為情由性生決定，人的情感意志與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但又因為情感的表現和人的稟賦能力的不同，而分為上中下。那麼在現實社會倫理關係中透過情的“動而處其中”，來體現人的道德本性，人們的社會行為只有以儒家的社會規範作為標準，才能近善而遠惡。
四、韓愈思想的歷史地位及意義
韓愈站在時代的高度痛陳佛老學說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從而為重振儒學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韓愈的道統思想，在中國道統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孟，下啟程朱，開宋代理學道統論之先河，是承前啟後的中間環節。但他為了重振儒學，完全否認了佛老學說在當時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使韓愈最終走向一個極端。後來的程朱採納了佛老學說中合理的成分，以至於儒家道統思想在宋明時期達到一個巔峰時刻。儘管這樣，我們還是應當承認韓愈在弘揚儒家文化，重振儒學的正統地位方面做出了積極巨大的貢獻，他在道統思想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我們應該給予肯定。
參考文獻：
[1] [5]韓愈.韓昌黎文集註釋[M].閻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400-401，165，15，22，22.
[2]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論)[M].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15-616.
[3] [4] [6]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M].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