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進學解賞析
引導語：《進學解》是元和七、八年間韓愈任國子博士時所作，名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即出於此文。
進學解
唐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餘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籲，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賞析
韓愈《進學解》，舊說作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韓愈四十六歲，在長安任國子學博士，教授生徒。進學，意謂勉勵生徒刻苦學習，求取進步。解，解說，分析。全文假託先生勸學、生徒質問、先生再予解答，故名《進學解》;實際上是感嘆不遇、自抒憤懣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國子先生勉勵生徒的話。大意謂方今聖主賢臣，勵精圖治，注意選拔和造就人才。故諸生只須在“業”和“行”兩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錄用，無須擔憂用人部門的不明不公。“業”指學業，讀書、作文都屬於“業”。“行”指為人行事，所謂“立言”即發表重要見解也屬於“行”。韓愈認為這二者是主觀修養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遊箴》感嘆自己少年時學習的勁頭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歲大了，便不如少時了;痛心地說：“嗚呼餘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學業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義，認為這樣做了，便雖死猶生。還說“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須認真思考。可見《進學解》中關於“業”和“行”的教誨都不是泛泛之語，而確是韓愈所執著的立身處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對上述教誨提出質問。大意謂先生的“業”、“行”均很有成就，卻遭際坎坷，則業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說先生為學非常勤勉，六經諸子無不熟讀精研，敘事之文必記其要略，論說之文必究其深義，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次說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瀾，大有功於儒道;再說先生博取先秦西漢諸家文字之長，寫作古文已得心應手;最後說先生敢作敢為，通曉治道，為人處事，可謂有成。這四個方面，一、三相當於“業”，二、四相當於“行”。驗之韓愈其他詩文，可知這裡生徒所說實際上是韓愈的自我評價。以學而言，他曾說自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並能窮究奧妙，達於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許，欲以古文明道，傳世不朽。以捍衛儒道而言，他說道統久已不傳，即使荀子、揚雄也還有小疵，隱然以上繼孟子、振興儒學自期(見《原道》等文)。以為人行事而言，他自稱“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送窮文》)，即堅持原則，正直不苟;又頗自負其政治才幹，青年時便說己潛究天下形勢得失，欲進之於君相(見《答崔立之書》)。這些評價，雖有的受到後人譏評，如有人批評他儒道不純，但大體說來，他在這幾方面確實都相當有成績。可是其遭遇並不順遂。下文生徒所說“跋前躓後，動輒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狀。他青年時本以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經四次進士試方才及第，其後三次於吏部除錯，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鎮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歲時才被授以四門博士(其地位低於國子博士)之職。次年為監察御史，同年冬即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縣令。三年後始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當時憲宗新即位，討平夏州、劍南藩鎮叛亂，顯示出中興氣象。可是韓愈並未能展其懷抱，卻困於讒方誹謗，次年即不得不要求離開長安，到洛陽任東都的國子博士。其後曾任河南縣令、尚書省職方員外郎之職，至元和七年四十五歲時又因事黜為國子博士。生徒所謂“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即指一為四門博士、兩為國子博士而言。冗，閒散之意。博士被視為閒官。不見治，不能表現其治政之才。“頭童齒豁”，也是真實情況的寫照。韓愈早衰，三十五歲時已自嘆齒落髮白，作《進學解》時更已發禿力羸，只剩下十來個牙齒在那裡搖搖欲墜了。仕途失意和體力衰退，使他憤慨而悲哀。生徒的這一大段話，其實正是他“不平而鳴”，藉以一吐其胸中塊壘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話。先以工匠、醫師為喻，說明“宰相之方”在於用人能兼收幷蓄，量才錄用。次說孟軻、荀況乃聖人之徒，尚且不遇於世;則自己被投閒置散，也沒有什麼可抱怨。最後說若還不知止足，不自量力，豈不等於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嗎?這裡說自己“學雖勤而不繇其統”云云，顯然不是韓愈的由衷之言，實際上是反語洩憤。“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說自己動輒遭受誹謗，而同時卻名聲益彰。這就更有諷刺意味了。這裡所謂“名”，主要是指寫作和傳授“古文”的名聲。其《五箴·知名箴》就說過，由於自己文章寫得好，又好為人師(其實是宣傳“古文”理論)，因而招致怨恨。《答劉正夫書》也說：“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據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韓愈就是因“奮不顧流俗”，作《師說》，教後學，而遭受謗言，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長安的。至於說孟、荀不遇云云，看來是歸之於運命，藉以自慰;實際上也包含著對於古往今來此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憤慨。他看到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總是“賢者少，不肖者多”，而賢者總是坎坷不遇，甚至無以自存，不賢者卻“比肩青紫”，“志滿氣得”。他憤慨地問：“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見《與崔群書》)這正是封建時代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貴的是韓愈並未因此而同流合汙。他說：“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於時，乃與天通。”(《送窮文》)決心堅持操守，寧可窮於當時，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聲名。
《進學解》表現了封建時代正直而有才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苦悶，批判了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具有典型意義，故而傳誦不絕。此外，第二段中談古文寫作一節，可供瞭解其古文理論和文學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舉取法物件止於西漢，那是因東漢以後文章駢偶成分漸多，與古文家崇尚散體的主張不合之故。所舉除儒家經典外，尚有子書《莊子》、史書《史記》以及《楚辭》和司馬相如、揚雄的賦、雜文等。這數家作品往往雄深宏偉，奇崛不凡，韓愈好尚正在於此。他曾稱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為“古之豪傑之士”(《答崔立之書》)。這與古文運動前期某些論者片面地將“道”與文學的審美特性對立起來，以至鄙視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進學解》以問答形式抒發不遇之感，此種寫法古已有之。西漢東方朔作《答客難》，揚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後繼作者甚多。但《進學解》仍能給人以新鮮感。這與它善於出沒變化有關。如第二段先大段鋪寫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數語寫其不遇之狀，語氣強烈。其間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轉折，而全段總的.氣勢是酣暢淋漓的。第三段則平和謙退，似乎火氣消盡;而細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無奈、憤懣、嘲諷種種情緒包孕其中，其文氣與第二段形成對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諧趣。如先生諄諄教誨，態度莊重，而生徒卻以嬉笑對之;先生為說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貶抑，甚至自稱盜竊陳編。這些地方見出先生實處於被動，而具有滑稽意味。總之，全文結構雖簡單，但其內在的氣勢、意趣卻多變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鮮，又與其語言的形象、新穎有關。如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狀先生之勤學，以“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形容其碌碌無為，以“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寫選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為具體，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機杼。至於“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詞語，既富於獨創性，又貼切凝練，今天都已成為常用成語。又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等，將豐富的人生體驗提煉為短句，發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長的文章中，此類具有獨創性的語句卻如此之多，實在使人不能不驚歎作者在文學語言方面的創造能力。此外，本文文體系沿襲揚雄《解嘲》，採押韻的賦體，又大量使用整齊排比的句式，讀來聲韻鏗鏘，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藝術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