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翻譯
韓愈的《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節奏明快，語意爽直豪邁，情調輕鬆親切。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①
荊山已去華山來②，日出潼關四扇開③。
刺史莫辭迎候遠④，相公新破蔡州回⑤。
【註釋】
①次：駐軍。潼關：在陝西潼關縣北，於東漢末設，為秦、晉、豫交通要塞。張十二閣老使君：即張賈，時任華州刺史，故稱使君;他曾在門下省做過給事中，當時通行將中書、門下二省的官員稱為“閣老”。
②荊山：又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省靈寶境內。
③潼關之東，距潼關西面的華山二百餘里。
④莫辭迎侯遠：因華州距潼關尚有一百二十里，故云莫辭遠。
⑤相公：指平淮大軍統帥、宰相裴度。蔡州：淮西藩將吳元濟的大本營。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軍破蔡州，生擒吳元濟。
【翻譯】
從荊山直到華山，彷彿凱旋大軍在旋踵間便跨過了廣闊的地域。刺史遠出關門相迎接;百姓簞食壺漿，載欣載奔，夾道慰勞王師歸來。
【創作背景】
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唐代詩人韓愈以行軍司馬身份隨軍於凱旋途中，即將向華州進發，為抒發勝利豪情而作此詩。
【賞析】
頭兩句寫凱旋大軍抵達潼關的壯麗圖景。“ 荊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靈寶境內，與華山相距二百餘里。華山在潼關西面，巍峨聳峙，俯瞰秦川，遼遠無際;傾聽黃河，波濤澎湃，景象異常壯闊。首聯從荊山寫到華山，彷彿凱旋大軍在旋踵間便跨過了廣闊的地域，開筆極有氣魄，為全詩定下了雄壯的基調。對比同一主題的《過襄城》首聯“郾城辭罷辭襄城”，它與“荊山”句句式相似處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荊山—華山”)重疊形式。然而“郾城”與“襄城”只是路過的兩個地名而已;而“荊山”、“華山”卻帶有感情色彩，在凱旋者心目中，雄偉的山嶽，彷彿也為他們的豐功偉績所折服，爭相奔來表示慶賀。擬人化的手法顯得生動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在頷聯，詩人抓住幾個突出形象來描寫迎師凱旋的壯麗情景，氣象宏大。當時隆冬多雪，已顯得“冬日可愛”。“日出”被採入詩中和具體歷史內容相結合，形象的'意蘊便更為深厚了。太陽東昇，冰雪消融，象徵著藩鎮割據局面一時扭轉，“元和中興”由此實現。“潼關”古塞，在明麗的陽光下煥發了光彩，此刻四扇大開，由“狹窄不容車”的險隘一變而為莊嚴宏偉的“凱旋門”。雖未直接寫人，壯觀的圖景卻蘊含在字裡行間，給讀者留下更廣闊的想象空間：軍旗獵獵，鼓角齊鳴，浩浩蕩蕩的大軍抵達潼關;地方官吏遠出關門相迎接;百姓簞食壺漿，載欣載奔，夾道慰勞王師。
詩的後兩句換用第二人稱語氣，以抒情筆調通知華州刺史張賈準備犒軍。潼關離華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說“遠”。遠迎凱旋的將士，本應不辭勞苦。不過這話得由出迎一方道來，才近乎人情之常。而這裡“莫辭迎侯遠”，卻是接受歡迎一方的語氣，完全拋開客氣常套，卻更能表達得意自豪的情態、主人翁的襟懷，故顯得合理合情。《過襄城》中相應有一句“家山不用遠來迎”，雖辭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語涉幽默，輕鬆風趣，切合喜慶環境中的實際情況，讀來倍覺有味。而後者拘於常理，反而難把這樣的意境表達充分。尾聯“相公”指平淮大軍實際統帥——宰相裴度，淮西大捷與他運籌帷幄之功分不開。詩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親”，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親”意在內，而且表示決戰剛剛結束。當時朝廷上“一時重疊賞元功”，而人們“自趁新年賀太平”那是勝利、自豪氣氛到達高潮的時刻。詩中對裴度由衷的讚美，反映了詩人對統一戰爭的態度。以直賦作結，將全詩一語收攏，山嶽為何奔走，陽光為何高照，潼關為何大開，刺史遠出迎候何人，這裡有了總的答覆，成為全詩點眼結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寫凱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點。這種手法，好比傳統劇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綜觀全詩，前兩句一路寫去，頸聯直呼，尾聯直點，可稱是用勁筆，抒豪情。由於它剛直中有開合，有頓宕，剛中見韌，直而不平，“卷波瀾入小詩”，饒有韻味。一首政治抒情詩，採用犒軍通知的方式寫出，抒發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應酬之作所能望其項背。
拓展閱讀：韓愈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漢族，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因論事而被貶陽山，後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