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經》的入世精神
《華嚴經.淨行品》為行者生活細節上,設立了一百四十一願,含在家的生活方式、出家修道、坐禪、行乞,甚至洗浴、安寢等。
根據佛經所載,所有佛菩薩都是靠願力而成就,沒有一位不是由發願所成。如《無量壽經》捲上記載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悲華經》卷七所說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所載彌勒菩薩奉行十善願、《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藥師如來為滅除眾生病苦而發十二大願等。乃至文殊菩薩十八大願、普賢菩薩十大願、觀音菩薩十大願、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等,都是諸佛菩薩的偉大行願。
此外,古來多少高僧大德為「正法能久住,眾生得離苦」而發下宏願。如:玄奘大師「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終於完成西域取經的大願;鑑真大師「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終於將佛法弘傳於日本。凡此均是後世佛子學習的典範。
眾所周知,遼寧省朝陽市佑順寺「遼寧大學永惺佛學研究中心研修學苑」興辦的緣起,乃在於家師永惺老和尚的一念培僧興教的悲情與大願;老和尚曾自述辦學理念說:「行者與學者所追求的,不只是心靈與客觀世界的相通,而是佛法與現實生活的結合;由是而開出解行兼重、理論與實踐並行的入世方向─學術研究之本質不離聞思修慧,其根本目的乃在於應世、用世與化世。」而此正是《華嚴經》中菩薩行的入世精神。
相傳《華嚴經》是佛陀悟道後在二七日內,於菩提樹下為文殊、普賢等上首菩薩述說的不可思議自內證法門,被喻為一切佛法的「根本*輪」。由於對信、解、行、證的強調,作為佛法總綱的《華嚴經》,超越了般若空宗因悟「空」而遁世修身的`理路,將行者對「空性」的領悟,廣泛地實踐於入世的事相中,表現了對社會、倫理、生活和個人幸福體驗的深切投入與關懷。概括而言,華嚴精神分兩個層面展開:即向內體悟空性,向外救度世間──自覺、覺他,這是同一精神進路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在《華嚴經》看來,唯有這兩個層面的完美結合,才能成就一個「完成」的人格,一個悲智雙運、解行並重的「大我」。就其入世救世的取向而言,與儒家的「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具有深刻的精神趨同性,而就其對主體自我的關注來說,其言說理路始終貫穿著對「我執」的否定和人性的洞悉。
從經史上看,《華嚴經》結集編訂於公元2至3世紀的西域一帶,中印兩地的哲學觀念透過「絲綢之路」在此地交融,並在《華嚴經》中得到完整表述;《華嚴經》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和修身養性觀念,並將其融入於「空性」本體論的言說中,豐富了自身的理論架構,強化了積極入世的救世意識。《華嚴經》強調不離世間而成佛,將成佛的道場設定在現實人間,認為只有洞察人類困境的根源並給以現實的解決,才能最終圓滿成佛。而趨向於成佛妙覺境界的初始因心,便是結合現實日常生活的種種境遇,磨礪身心,自淨其意,同時將一切淨願指向利他的行為,所謂「上窮佛志,下濟眾生」,以打破對自我的迷執。
因此,《華嚴經.淨行品》為行者生活細節上,設立了一百四十一願,含在家的生活方式、出家修道、坐禪、行乞,甚至洗浴、安寢等,將求佛之道落實於具體的生活事相中,克服妄心,超越自我,透過捨己為人、服務大眾而體驗「大我」,並以此為基礎建構人與宇宙圓滿和諧的關係──從而進入「無我」與「空性」。其實全部《華嚴經》都含蘊著《淨行品》的基本精神。
所謂「歷事練心」,最近研修學苑師生參學團赴港的交流活動,正好比《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中說到善財童子南行,翻山越嶺到各處行腳遊學,經過一百一十城,訪問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識;最後見到了大莊嚴的毘盧遮那樓閣,並且領略到無邊無際的「一真法界」,也就是沒有障礙,沒有妄想執著,沒有煩惱的自在境界。
由此可見,修學佛法之人,必須「解行並重」,「解」是信佛,是學佛所學;行是實行,是行佛所行。有了慧解,才能「自覺」;透過行佛,才能「覺他」。我們既然信佛、學佛,且發心修持,就要在生活中獲得真實的受用。一個沒有實際宗教體驗的人,其言行難免有所偏差;比如說,唸佛,我們曾有過一心不亂的境界嗎?參禪,我們曾有過心境合一的時候嗎?禮拜,我們感到莊嚴的人格昇華嗎?誦經,我們對佛法有大信心,生大尊敬嗎?除了這些形式的修持外,我們對橫逆境界有大忍辱,能不生退心嗎?我們對芸芸眾生能慈悲喜捨,毫不慳吝嗎?在五欲之前,能去除貪念;在氣憤之時,能去除瞋心嗎?多少會講佛法的人,就是不能真正的實踐佛法,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由此越發突顯「實踐」的重要性。
《普賢行願品》雲:「悉除一切惡道苦,等與一切群生樂;如是經於剎塵劫,十方利益恆無盡。」在菩薩道的實踐與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行者必然以深刻的悲心獻身於使一切有情離苦得樂,這份入世情懷即是發心菩薩的最高使命。
誠如古德所言:「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願與研修學苑師生們及諸網友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