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誠的叛逆者隨筆
黑澤明與小津安二郎是日本電影界的雙子星，始終閃爍著耀眼的光芒。但是如果少了大島渚，這個星空的璀璨總覺得缺少了靈動與活力。大島渚的特別之處正在於此。如果黑澤明與小津安二郎代表著武林正統少林與武當，那麼大島渚則是“離經叛道”的“邪門左道”。但無疑，這個“邪門左道”功力深厚，幾乎可與武林正統相抗衡。
大島渚是日本“新浪潮”的旗手，他早期的電影極具先鋒色彩，他電影裡塑造的角色，也多是反傳統，反英雄的叛逆者。
他曾經對同時代的小津安二郎說：“你老拍上層人的生活，丈夫一回家就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地上扔，太太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掛起來。成天想的都是嫁女兒的事。這都不是真實的。”這些題材，在大島渚的電影裡幾乎不存在。可是，反觀大島渚電影裡的那些“離經叛道”之行徑，難道就是真實的嗎？
大島渚不但在電影創作上是叛逆的，在電影製作上也開闢出了一條與傳統電影體制不同的道路。在上世紀60年代，他組建了“創造社”，以獨立製片思想和電影作者的態度，集結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拍攝了不少低成本卻形式新穎、內容深刻的“新浪潮”電影，給保守陳舊的日本影壇刮來了一陣“歐美”新風。
縱觀此書，可以隱約窺見大島渚一生的主要脈絡。他的叛逆，其實是大有淵源的，他並非是為了叛逆而叛逆，他的反傳統，他的革命浪漫主義，無不透露出他對這個世界最深刻、最真誠的愛。
《我被封殺的抒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自傳，除了往事回憶，還收錄了不少影評。作為一個導演，大島渚評論別的導演的作品，評論演員藝人，視野獨到，專業嚴肅。嗯，作為一個影評者，他絕對也是功力深厚的。
1. 我的思索，我的環境
當下，我剛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題目是《儀式》。電影講述了一個出生於“九一八”事變時的男子在戰後二十五年中是如何舉行冠婚葬祭等人生儀禮的。
這個主人公出生的地方是——不，這一點無所謂。不管怎麼說，這是部已經完成的作品，問題關鍵在於將要拍攝的作品。
我不禁屈指算了算，到死為止我還能拍多少部電影。再過一年，我就四十歲了。到五十歲的時候，拍十部電影；六十歲的時候，五部；六十歲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我想盡可能活得久一點，也能再拍五部。共二十部。但這種計算方式有點理想化。
我希望相信即使不拍電影，只要本人還認為自己是個導演，那他就是個導演。至少，如果一部接一部地拍，中間的空白時間再長，那也還是個電影導演。但是，如果這中間空白期有三五年，就很難說他的“職業”是電影導演了吧。
所謂職業，如果說最基本的是要能掙錢養家餬口，那麼現在電影導演這個工作是不能成為“職業”的，意即它不是實業，只是“虛業”而已。
此時，我們會聽見這樣一種說法：不是挺好的嗎？電影導演是藝術家。別騙人了。且不說藝術家這個詞的本來含義，在現在的日本社會，電影導演與氾濫的藝術家根本無緣。
法律對這種情況也鄭重地做了限定。根據從今年1月1日起實行的新著作權法，電影著作權不屬於作為創作者的導演，而是屬於電影公司。我作為導演協會成員已經有近七年時間了，一直與這個法律的制定抗爭，但由於力量單薄，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我一生都不會忘記這個失敗，以及這個時代人們的冷漠。我會一直記恨在心的。
現在是過於保護藝術家的時代。畫家、音樂家、小說家，你們作為藝術家的權利由法律來保護。從受到保護這一點來說，你們是藝術家，而電影導演絕不是。
這也可以說是導演的光榮。有時，我在酒酣之餘會大聲吶喊幾句：小說家、畫家，你們也有過不被賦予著作權的時代！這種情況下，你們艱苦奮鬥，創作了優秀的作品，著作權的概念因而漸漸確立了起來。因為前人所確立的權利，打一開始，現代日本的藝術家們就處於被過度保護的狀態。與他們相比，今天未受到任何保護的、必須從創造創作條件開始的導演更能做出優秀的作品。
2. 死與愛：你我靈魂的祭司
我的長子現在七歲，今年三月小學一年級畢業。畢業典禮那天是我悄悄給自己定下的一個責任期限——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活到這一天。我的父親就是如此。我六歲時，小學一年級畢業典禮的那天，父親去世了。
幼時，死亡對我來說不是一件遙遠的事。三歲時，祖母去世；六歲時，父親去世；七歲時，母親的祖父去世。父親去世後，我和母親一道寄居在母親的.祖父家。除了母親，我的父輩、祖輩直系親屬都不在人世了。接二連三的死亡給了我巨大的衝擊，使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將悲傷這種情感完全封存在內心深處。六歲時，寫有我名字的牌子就掛在了我家門口。
這種事顯然使我成了一個反常的孩子。我不僅剋制著悲傷，還要壓抑其他所有情感，只對公共性的是非做出反應。這無疑是可笑的。因為家人接二連三地去世，我受到了巨大的私人性傷害，而這種傷害過於巨大，以至於我感覺到像是受到了公共傷害。因此，對我來說，圍繞我的世界一開始就是邪惡的。但將這種事說出口，就好像是出於私情——我對此十分討厭。我應該是不帶任何感情地面對這個世界的。現在我的電影中的少年們也常是不帶任何感情的，原因就在這裡。
世界打一開始就是邪惡的。為了將我從這種想法中拯救出來，就必須有人證明有什麼東西不是邪惡的——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愛”。因此，一般來說我不認可人的存在本身，只認可愛我的人或我愛的人。所以，我的愛常常是熱愛。這種愛的方式也許既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其他許多人。但是，或許只有透過與其他人進行愛的交流，我才能活到今天。
在死亡接踵而至的少年時期，我感到自己就像揹負了極重的擔子一樣對生存下去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我認為這種恐懼至今還遺留在我的內心裡。我當時還沒有發現：那不僅僅是對生存下去感到痛苦，還蘊含著融入這個世界生存下去的痛苦。當發現這一點時，我已經融入這個世界並結婚、生子、安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