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與歷史學的橋樑的過程中的運用論文
1986年，心理學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編的論文集《敘事心理學：人類行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敘事心理學”的概念。書中集中探討的一個觀點就是：故事是修整經驗和指引判斷與行為的基礎[1]。而該書更是提出了用敘事正規化代替傳統實證正規化的主張，因此通常被認為是敘事心理學誕生的標誌。
口述史學，簡單地說，就是蒐集、傳播口頭史料，並以此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的方法。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則誕生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2]。那麼，口述歷史和敘事心理學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回答上面問題前，我們不妨先來做個拆字遊戲。“歷史”是什麼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開來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對故事的問候和描述就是敘事(narrative)。這不是巧合，其實歷史知識恰恰具有敘事的結構，無論是人類歷史還是人的一生，其實都是建立在敘事文字的基礎之上的。不同學派的哲學家也都相信敘事是一種完全有效地再現歷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為歷史事件提供解釋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3]。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口述歷史其實就是一種敘事的研究方法。
可見，“敘事”成為心理學和歷史學兩大領域共同採用的一種研究正規化，它的推出不僅促進了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在各自領域內的興起，更透過“敘事”自身的特點與功能，搭起了敘事心理學與口述歷史彼此連結的橋樑。但是在嚴謹的學術領域中，講“故事”無疑帶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點，那麼，“敘事”到底是如何引領敘事心理學、口述歷史分別走進心理學和歷史學研究的大雅之堂，進而搭建起二者之間連結的橋樑呢？而連結後的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之間只是泛泛之交，還是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呢？本文接下來將試圖對敘事、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三者之間的關係做一探討，並回答上述問題。
1 敘事的推出
1.1 實證主義作為傳統正規化的霸權
19世紀中葉以後，自然科學在探索自然規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進而推進了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自然也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於是，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隨著科學的進步，一切都應該被納入科學的範疇，一切問題也都會隨著科學的進步迎刃而解。這種認為只有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實證主義思潮，也深深地滲入了歷史學領域以及當時才誕生不久，正試圖透過效仿自然科學從而確立自己學科地位的心理學領域。
實證主義思潮的滲入使史學家堅信：只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史料，研究史實，並以嚴格的科學邏輯進行考證，就可以獲得確鑿的歷史事實，從而客觀地再現往事。“歷史事實”這一概念就是由被譽為科學史學之父的，德國的史學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僅把歷史事實等同於自然科學的事實，甚至認為歷史事實只存在於那些“曾經目擊其事的人”所記載的文獻史料中，沒有文獻便沒有歷史學。在Ranke學派的影響下，文獻考證成了19世紀西方職業史學家訓練的中心內容。而傳統的口述回憶，因其是一種有確定目的的有意回憶，不符合Ranke所謂的“純客觀”的原則，必然會隨著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學採納自然科學的發展模式，就意味著它接受了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經典自然科學的基礎假設是決定論、還原論、機械唯物論和元素論。葉浩生則具體分析了這些基礎假設在心理學中的表現。
將“任何自然現象都處在因果關係中”為假設的決定論原則貫穿到心理學中，使得“尋找心理和行為的決定因素”成為了心理學家的主要任務。最典型的貫徹者就是行為主義學派，他們力圖從環境刺激中尋找特定行為的決定因素，以便為預測和控制行為服務；現代心理學又以各種形式承襲了還原論的原則，或者把複雜的心理過程還原為計算機的符號操作過程，又或者把複雜的社會行為還原到更為簡單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機械唯物論觀點的心理學家更是把人當作“機器”或是“自動機”，想要輕而易舉地控制人的行為；而心理學家在接納了元素論基礎假設後，便力圖尋求心理或行為的元素，進而確定心理元素或行為元素的結構和組合規律[4]。在那個理性至上的時期，以在自然條件下關注人們內心真實體驗為研究理念的質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學“科學”的大門之外。
1.2 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挑戰
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和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開始質疑實證主義的霸權。實證主義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邏輯的、規律的，有因果關係可循的，可以採取統一的模式的。但是，歷史學和心理學各自的研究物件——歷史和人，是複雜的、多元化的。雖然有時像物理世界一樣有邏輯和規律可循，但更多時候往往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無規律可循的，因此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採取一統的模式。於是，在20世紀中葉，針對長期以來居於霸主地位的科學主義，隱含著反理性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教條主義趨向的後現代主義思潮開始興盛。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學知識並不是絕對的，即使是在科學主義崇尚的觀察中，也存在觀察者與觀察物件的互動，觀察物件並不是絕對不變的存在；真理依賴具體的語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夠用任何非語境的方式予以證實[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設》一書中描述了四種世界的假設或純哲學立場：形式論(formism)、機械論(mechanism)、機體論(organicism)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前三種理論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後，語境論逐漸嶄露頭角。因為語境論主張，任何一種現象的理解都離不開事件發生時的歷史背景，力求設身處地、歷史性地，理解語言、心理、行為等各種社會現象，反對任何所謂永恆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價標準。敘事心理學之父Sarbin認為，語境論的世界觀更加適合人類世界的複雜性，應該“能夠為人類科學提供更加合適的指引”[1]。小到個人，大到整個歷史，其實都“不是由邏輯或理性所確定的，而是由語言的迂迴曲折所確定的。雖然我們可能相信自己是語言的駕馭者，但更合適的說法是，語言駕馭著我們”。所以，語言不僅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於建構自我和世界，並因此使事件發生[6]。
隨著Ranke文獻史料學的衰落和文獻資料的日益減少，口述史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重新登上了歷史學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當代口述史家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以往史學家到檔案庫中窮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獻，試圖客觀地再現往事的做法是徒勞的。因為口述史料與所有以精神形態存在的史料一樣，只是歷史認識的“間接客體”或“中介客體”，而不是“直接客體”或“原本客體”。所以，從檔案庫轉到現實生活，從查詢原始文獻轉到與被訪者互動，“敘事”這種“田野”工作開始越來越受到口述史學的重視。
另一方面，當哲學領域轟轟烈烈的後現代主義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圖景的領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內部世界的心理學領域，並不斷搖撼著科學主義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時，一種新的心理學正規化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種新的正規化就是敘事，敘事的平民思維和話語方式也開始作為常客被推上心理學研究的大雅之堂[7]。
2 心理學與歷史學的連結
2.1 什麼是敘事
關於敘事(narrative)，比較清楚的一種表述是，“敘事是為了‘告訴某人發生什麼事’的一系列口頭的、符號的或行為的序列”。相應地，“敘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敘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採用敘事方法是對現存的實驗、調查、觀察和其它傳統方法的補充[8]。
說到敘事，一個與敘事有千絲萬縷聯絡而又為我們所熟知的詞便是“故事”。從孩提時代開始，故事便伴隨著我們成長。多數在民間流傳的歷史故事，往往離不開口頭方式的編織，特別是在文盲居多的年代，這種口耳相傳式的文化活動顯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編織一方面提供了一種方法，它可以幫助人們保留社會生活的重要資訊，另一方面為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釋並賦予事件不同的意義。於是我們在故事中認識世界，分辨美與醜、善與惡，瞭解對和錯的道德抉擇，而法律、傳統、歷史也在這種形式中得以儲存和流傳。有研究者[9-1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為一個“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條理地存放著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訊。而抽取這些資訊，即敘事，是一種表達自我和將自己內心世界展現給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類學家Bruner更是提出了敘事思維(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這一概念，並以此來說明，人們是透過“故事”來篩選和理解自身經驗的[11]。敘事，一種人類天生就被賦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們區別於動物和機器的地方[12]。
2.2 敘事的時間本質
Carr認為，敘事不僅是人們描述事件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13]。敘事和故事的定義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時間這一重要維度，敘事在時間維度上使事件之間產生聯絡。難怪有學者會說，敘事的衝動就是尋找失去的時間的衝動，敘事的本質是對神秘的、易逝的時間的凝固與儲存。或者說，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時間正是透過敘事才變得形象和具體可感，正是敘事讓我們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時間[14]。而歷史也是對失去時間的尋找。實在的歷史世界雖然是由各種堅硬的事實所構成，然而，這些事實並不是自動地就構成故事的，歷史的實在乃是本身並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敘事結構中的時間之線將古往之事的碎片連結起來，構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時間作為稍縱即逝的東西，在能被我們的經驗或語言捕捉的每一當下都是現在，而它在本質上卻又不在當下，它是由過去、現在、未來構成的綿延[15]。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發表的論文《敘事是心理學的根比喻》中所說，敘事與歷史是相通的，它們是同一塊布上裁下的料，因為二者都強烈地依賴時間結構。都有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開頭、中間和結尾。可見，二者是交疊的。
敘事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紀實與虛構。前者主要以實錄的形式記述事件，從而挽留和凝固時間；後者則主要以虛擬的形式創造事件，從而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儲存甚至創造時間。表現在文字形態上，前者主要以歷史、傳記、自傳、回憶錄或新聞報道的形式存在；後者則主要以小說、戲劇、電影或電視劇本的形式存在[15]。英國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學教授Paul Thompson認為，口述歷史是關於人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的口頭故事的記錄。這在心理學，特別是敘事心理學的研究中，則屬於常用的訪談法。因此，口述個人歷史可以簡單地看作是以訪談的方式建構自傳，這種自傳就是口述自傳，口述自傳也就和口述歷史融為一體了[16]。
2.3 敘事的記憶中介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Beeker將歷史定義為“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17]。口述歷史將歷史與記憶的關係具象化和方法化，將歷史對於記憶的依賴性引入歷史研究的實踐操作中。口述歷史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上，它力圖透過回憶來獲得關於過去事件的豐富證據，從而記述回憶者自己的歷史。於是便有研究者認為“那些能夠被提取和儲存的記憶是口述歷史的核心”[18]。
但是，記憶過程卻具有高度複雜性，它既包含著事實，也包含著想象。“記憶並非無數固定的、毫無生氣的零星痕跡的重新興奮，它是一種意象的重建和構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機械重複的情況下，記憶也很難達到正確無誤，而且記憶成為這個樣子也是正常之舉。”[19]於是在口述自傳的過程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更像是一個開放式的人生劇本，講述者與聽眾分享著經驗，透過時間和事件產生聯絡。故事不可能像錄音帶那樣可以客觀地反覆重播過去，因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體事實而是實在意義。在對過去主觀而修飾性的描述中，歷史往往是重構的[15]。因此，如果從絕對意義上來講，可以說一切敘事，包括之前談到的紀實的敘事方式也都是虛構的。難怪義大利著名的哲學家、史學家Benedetto Croce會在其著作《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充滿洞見地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論斷。也就是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人的'“重建與構念”。如果說人民大眾是歷史活動的參與者和創造者，那麼他們更是歷史故事的參與者和創造者。
和記憶打交道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經驗領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的關係問題。在心理學領域中，就有專門針對記憶的研究。下面我們就試圖從記憶過程的編碼、儲存和提取三個方面來說明記憶的不可靠，以此來進一步說明歷史敘事的重構性。
首先，事件進入經歷者的意識，也就是記憶過程最初的編碼階段時，人們進行的往往是選擇性加工。因為在如今繁雜的資訊社會中，即使面對的是同一件事情，每個人也會根據自己的人格特質、動機、社會地位來選擇性地加工資訊。就是說，人們總是從個體的角度，以當時的歷史語境或情境賦予事件以意義。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德克薩斯州的一些教師，他們曾經將學校從一間教室擴充套件、整合成現代校區制的小學(注：此處“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以後，美國各級學校由種族隔離的黑白分校轉變到黑白合校的過程)。他發現，白人教師們對於種族隔離與整合過程的細節幾乎什麼也沒說。在他們的記憶裡，對黑人、拉丁裔和殘障學生一直都是“視而不見”的。相對而言，社會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師清楚地記得整合時的那段日子，因為他們的生活也同時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響[20]。處在事情核心的當事者能夠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經歷，位居邊緣的人則能夠看出主要當事者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一開始加工的資訊不同，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憶難免會扭曲。
其次，加工後的關於事件的經驗在記憶中儲存時，會不斷受到以後其他資訊以及經歷者個人情感態度的作用而發生意義的重構，即心理學中提到的有關記憶遺忘的消退說或是干擾說。例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必須不斷吸收、消化眼前的資訊，距離最新的頭條新聞時間越遠的事，就越不會被想到。以前意義非凡的訊息，經過後續發生的事情的對比，便相形見絀，變得不重要或毫無意義了，自然就被大腦過濾掉了。而另一方面，人們慣於重新評估或解釋自己過去的決定和行為，往往會援用“後見之明”，賦予過去的種種一層嶄新的意義。當然，記憶也會在與社會的互動中發生變化。當年口述史學家Maurice Halbwachs，便曾對那些在實驗室內挖空心思檢驗個人記憶的科學家們講道：忘記個人吧，任何對個人記憶之緣起的討論，必須放在宗族、社群、政治組織、社會階級和國家的互動之網中來解釋，家庭記憶並非僅僅是個人記憶的大雜燴或拼貼畫，而是過去的集體再現，換句話說，記憶是一種社會結構[21]。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三者之間存在一種互動的關係，個體記憶正是在這種互動的迴圈之中建構自身，因而敘述者的記憶本身更多的是在敘述著其集體共同意識的聲音[22]。
最後，研究者在對經歷者調查訪問時，其重構歷史的意圖，會影響經歷者經驗提取和敘說的角度。最明顯的就是記憶的懷舊情緒，讓歷史因為回顧與聯想而變得膨脹失真。許多受訪者會談論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與損失，但有的人則有意或無意地規避透露任何負面的往事，甚至因為不滿現狀而美化過去，重寫自己的歷史。此外，人們的回憶也會受到現實生活的影響或者為現實利益所推動，因而人們的許多記憶存在著將歷史和現實相協調或以記憶服務於現實的現象。
既然記憶這麼不可靠，那麼為什麼以記憶為中介的敘事可以在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視呢？也就是說，雖然透過敘事的時間本質和記憶中介搭起了心理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橋樑，但是這座橋樑是否足夠堅固，以促使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成為具有血緣關係的忘年之交呢？
3 敘事的深度連結功能
3.1 敘事對意識的揭示
McAdams認為，人生故事就是社會心理的構建。也就意味著，雖然故事是由人來講述和組織的，但是故事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敘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來實現的，而這種形式又是由文化所決定的。事實上，講述者是透過文化來塑造自我的[23]。複雜的文化背景時時刻刻都在影響著人們選擇什麼樣的故事來講述以及採用何種方式進行敘事[24-26]。而敘事話語是意識形態生產的手段，只有透過對現實的敘事性理解，歷史上人類生活的無限多樣化、深度和史詩般的廣度才能被意識所掌握。敘事不僅是意識形態的生產手段，而且還是一種意識模式，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敘事心理學要透過對人們作為符號(包括語言)存在的精神與行為產物的研究，來揭示人們的意識狀態、特點[16]。
而敘事的中介——記憶，它其中所蘊含的感情色彩並不是完全排斥歷史事實的，它們也承擔著一定的文化涵義幷包含著一定的歷史內容。近幾年，心理學家們透過對生活在東亞和北美居民的對比研究發現，東西方兩種文化背景存在著巨大差異。例如，相對於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開始記事的年齡普遍偏小，而且關於童年期的記憶也更具體，更多關注個人經歷。在談及事件中的個人角色和情緒時，普遍呈現出以自我為中心的特點。相反，中國成年人更多的是回憶社會和歷史事件，而在回憶敘事中更多談及的是社會關係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東方人在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下，關於自我的意識更多的是依賴於他人而建構起來的。孩子從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個聽眾，而不是一個只談論自己的演說家，所以在自我的敘事中自然要首先考慮他人和社會背景。
而記憶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觀存在的心理規律的反映。英國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確提出：對於歷史的分析和重構而言，不可靠的記憶恰恰是一種資源，而不是一個問題[29]。民俗學者Alessandro Portelli在義大利特爾尼(Terni)鎮工廠做訪談時就注意到，被訪問者對工人Luigi 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記憶存在誤記現象。1949年，為了抗議義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協議組織，鋼廠工人走出工廠參加了共產主義領導者組織的集會。21歲的鋼廠工人Trastulli在與警察的衝突中不幸喪生。但是當地的人們卻認為，他死於1953年為抗議大批鋼廠工人被解僱而與當權者進行的街頭巷戰中[20]。Portelli認為，這個錯誤的記憶對於理解這些事件對個體和工人階級團體的意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線索，因為他們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槍殺的結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題。於是他得出結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記憶並不是事件的消極儲存器，而是在積極地創造著意義[30]。
Tosh認為，歷史理解不僅要認識普通個體的生活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眾日常生活經歷背後的思想動機，儘管這些思想動機被現實生活過程所掩蓋，但他們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結論，口述研究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它是什麼真的歷史或是一種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於向人們證明歷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2]。當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群眾的願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題時，口述歷史這種對心理層面的問候，終於拉近了其與後來出現的敘事心理學之間的距離，使二者之間具有了血緣關係。
3.2 敘事對自我的統整
很多學者和科學家都已明確表示，敘事最主要的心理學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與治療(healing)。故事可以統和、治癒我們破碎和受傷的心靈，幫助我們應對危機和釋放壓力，甚至可以促使我們走向心靈的成熟，達到自我實現[12]。而人類天生地就是故事的敘說者[8]，所以“我們生活於一個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們每個人也都有一部個人的歷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講。尤其是老年人，他們更是喜歡回憶和談論過去。新聞記者Henry Fairlie晚年時就曾表示：“隨著年歲的增長，一個人的記憶就像一間堆得滿滿的閣樓那樣可以供他翻檢折騰。”
在口述個人歷史中，講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這兩個“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側面。自我可以擁有多個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些身份和角色則可以各自擁有獨特的觀點，甚至以對話的形式互動作用[32]。當一個人在講自己的故事時，是“主體我”以“客體我”為主人公來構造故事的，也是“主體我”對“客體我”的審視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則把“主體我”看作是從經驗中建構自我的基本過程，“客體我”就是自我建構過程中最主要的結果。人們如果要讓自己的人生具有統一性和目的性，從某種意義而言就是要使“客體我”具有同一性。只有當個體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價值觀和技能，並組織了一個包含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意義的短暫模式時，個體才有可能建構這種同一性，才能將自己與他人區別開來，並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據Erikson心理發展階段理論，老年期充滿了自我整合對絕望的鬥爭。於是近年來，讓心理治療領域矚目的一個發展便是，口述歷史針對老年人而開發的懷舊療法，也稱回憶療法。它重新建構對過去事件的感覺、想法，以此來增強愉悅感、提升生活品質及適應環境的能力，從而達到調適行為的目的。它引導老人說出生命故事(life story)來組織、統整個人有意義的人生經驗，幫助老人覺察自己生活的意義，同時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義的事件[16]。當將過往負性生活事件轉換成具有連貫性的人生故事時，會進一步促使當事人省察與明晰對這些事件或情境的內在感受，領悟事件意義。它有助於解決個人的衝突及增強對自我的瞭解，增加自我認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緬懷過去、敘說自己的故事便成為了老年人在發展迅速、變幻不定的世界裡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種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