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五柳先生
引導語：俗稱五柳先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下面是有關《五柳先生傳》相關知識，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陶淵明五柳先生篇1：從《五柳先生傳》看陶淵明最終的退隱歸耕
一.生性淡泊，為人質樸
1.隨性率真，卓爾不群
且看：“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這幾句生動再現了陶淵明的率真品性。淵明生性嗜酒，卻因其家境不好，而不能常常得到滿足。當親友以酒款待他時，他只要一去便將酒一飲而盡，並與親友約定一醉方休，喝醉了之後便回家。陶淵明欲去則去，欲留則留，從不掩飾自己的情感。由此可見，陶淵明擁有孩童般率真的性格，不文飾自己的喜好。他與人交往時亦不寒暄、不客套，均是隨性而為之。
這種行為在世俗人眼中至少是很不適宜的。東晉社會本就動亂不已，官場則更為黑暗。名士們虛偽自私，同流合汙者甚多。陶淵明隨性率真，他的簡單樸實的與官場之中的各種規則格格不入。顯然這位“五柳先生”天生無法立足於官場。陶淵明無法違背自己的本心，無法與官場中人一同狼狽為奸。如此，最終的退隱歸耕即為必然結局。
2.不慕虛榮，缺乏社交
陶淵明僅用“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八字，概括出五柳先生的性格特點，他以自身的高尚品格暗諷門閥名士以玄學清談博取聲名榮利的不良行徑。言簡意賅，意味無窮。東晉社會，附庸風雅之士良多，而“閒靜少言”正是當時那些為求得榮利而清談不休的門閥名士所匱乏的可貴品格。“閒靜”暗諷玄學之士爭相奔走於聲利之區，浮華交遊。為在名士場中謀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連高僧慧遠亦欲結蓮社而揚名;“少言”則暗諷名士們喋喋不休的清談。名士們談玄論道，外示高尚，實則將玄學清談作為博取聲名榮利的一種手段。
此八字“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既刻畫了淵明自身不慕虛榮的性格特徵，又有力地諷刺了清談家們追名逐利、趨之若鶩的卑劣醜態。淵明拒絕與世俗交往，而他這種清高的性格不融於俗。卓爾不群的性格特點註定了他是一個孤獨體，自然註定了他最終的退隱歸耕。
二.“讀書”、“治經”、“著文”與“俗”相異
1.“讀書”、“治經”以求儒道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清談盛行，儒家經學嚴重衰落時期。研讀經典是可笑的不與時俱進的行為。但是從《五柳先生傳》中我們看到一個愛好儒家經典的與時俗相違的人：“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雖然此處陶淵明並未明言喜讀儒學經典，但是結合其他詩文中屢屢出現的“少好《六經》”之類的自述，可見一斑。
陶淵明愛好讀書，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並接受儒家的價值觀念。因此，他認為讀書與治經都是以求儒道為目的，這與當時的“名士”們讀書清談有著本質區別。他讀書的方式和態度亦與當時的經生們截然相反。“好讀書，不求甚解”表明淵明因好讀書而讀書——他讀《六經》純粹是因為喜愛，並非為考取功名和博得聲名。同時，其讀書方式為遊觀，而不是逐字解經，死記硬背。“甚解”，即繁瑣的解經方式。淵明藉此句委婉地展現了自己的治學態度。自兩漢以來，便有繁瑣經學之道。當時的南方高門士族，主要憑藉繁瑣治經來博取榮利。世俗之人將繁瑣解經作為走向榮華富貴的墊腳石，這是深為淵明所恥的。對於那些大力提倡繁瑣解經的做法，他亦深表懷疑。治學嚴謹的他從不迷信官方經學，他深信“求儒道”方為治經之本。結合陶詩《飲酒(其二十)》更可略知一二：“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漢初諸儒辛苦整理傳承五經六籍，卻不得時人愛好。固然有人讀經書，但甚少有人真正為求儒道而讀經，諷刺意味油然而生。
“好讀書”，是好讀經書而求儒道;“不求甚解”，是不求繁瑣治經。他不欲以儒學博世譽，不欲以繁瑣治經為手段而馳騁於名士場。在淵明看來，讀書本就應當愉悅身心，心無旁騖。“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一句，更可見淵明對於書籍愛不釋手。他並非不仔細領悟參透書中的儒道真諦——在讀到契合心意之處，他欣喜不已，甚至忘記吃飯。若非經過反覆地研讀、仔細地思考，他又怎會產生如此強烈的心理共鳴呢?
為求閒適自得、愉悅身心、參透儒道真諦而讀書的人本就不適宜為官。加之淵明堅決不走繁瑣治經的道路，這更使他難於立足在東晉官場之中。因而，退隱歸耕，或許便是陶淵明最終的最佳選擇。
2.著文章以自娛
陶淵明認為：著文是為娛樂自我，表達志趣，並抒發真實的內心情感，從而真正釋然，忘記得失。因此，他寫道：“常著文章以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然而，當時的名士無不以文章博聲名，甚至把它當作世俗交際的一個工具，抑或是有悖本心而著文，將其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工具。這完全與陶淵明的著文初心相悖。天生隨性的陶淵明不願去做任何違背自己初心的事。他無所謂虛名，不與人爭鋒，不願亦無需違背自我初心著文。
“著文章以自娛”，此處的“文章”大抵是指《感士不遇賦》、《閒情賦》之類。所謂“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古人辭賦，常為早年博學習文之作。而淵明的賦以抒情為主，與漢賦鋪陳繁複的作風截然不同。他後期的五言詩與散文則更顯自然風格。
此外，由《五柳先生傳》清新樸素的文辭特點亦可以推及，淵明崇尚簡淡樸實的文風，甚少使用華麗的辭藻，不喜過分文飾。這種清新樸素的文字最有利於陶淵明真實生動地展現自己的人生志趣，抒發內心真實情感。而在那個黑暗動亂的東晉社會中，為官著文必然不可隨性而為。一旦不慎，重則招惹殺身之禍。淵明若入世，著文必將受到極大限制，毋庸說表達本心。“酣暢賦詩，以樂其志”則進一步印證了陶淵明的文學創作理念。暢飲、作詩均為愉悅心志。酣暢之作表達心志最為淋漓盡致，無需隱藏，無需介懷。試問，此類“著文”又怎符合東晉統治階級的意志?但在淵明看來：飲酒，賦詩，自娛自樂，樸素閒適自好，又何必隨波逐流，放棄這種瀟灑悠然的生活呢? 由此可見，陶淵明的文學理念與“俗”相背，其秉性亦使他無法適應黑暗的東晉社會，故其最終的退隱歸耕是必然結果。
三.高士情懷，安貧樂道
1.蔑視權貴，崇尚高士
《五柳先生傳》語意平和，但不可否認，其中確有傲骨。首句“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姓字”便可見淵明誓與世俗相鬥爭的信念。
東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實則重出身門第。淵明首句則以“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字”表現出對當時講究出身門第、社會名望的不良社會風氣的不屑之情。淵明觀點如是：衡量一個人的高低貴賤，應在於其本人品格的高下，而不在於其出身門第與社會虛名。誠如黔婁之妻所言：“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黔婁雖為寒微之士，卻憑藉自己的高尚品行自立於世，其清節更是流芳百世，故深為淵明所稱讚。淵明在此處引用黔婁妻之語，深表對黔婁的讚許。陶家先祖亦為陶淵明所敬仰的高士之一，先祖軼事更是淵明秉持古代高士氣節的精神源泉。“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陶淵明看到宅邊的五棵柳樹時，就想到了先祖陶侃的軼事：陶侃“嘗課諸營種柳”，他在經過都尉夏施的家門前時，立即認出其門前之柳是武昌西門的官柳，證實了夏施的假公濟私。此事反映出陶侃的明敏、勵精與治軍之嚴。此處，淵明以“五柳”為號，足可見其對先祖高尚氣節的崇敬之心與效仿之意。
古代高士氣節凜然，自不會向惡勢力低頭。於是，在陶淵明眼中，權貴、權勢即為“浮雲”。蔑視權貴，崇尚高士。為秉持氣節，退隱歸耕是必然趨向。
2.固窮守節，安貧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