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統合儒釋”的思想基礎
一
柳宗元在《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這篇序文中，提出了“統合儒釋”的主張，因為對這篇序文的寫作年代至今未有定論，所以先要簡要地作一點辯證。
據(宋)文安禮《柳先生年譜》，此序文寫作於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但(清)陳景雲《柳集點勘》以為：“序中‘夏官韓公’謂韓皋也，按唐史，皋以貞元十一年自兵部侍郎改京兆尹，序稱‘夏官’必作於皋改官前，譜系於十九年，誤也。”因而，原來認同文安禮意見的(近人)章士又改口說：“作序年分，必在貞元十一年以前。”
我以為，陳景雲此論絕難成立，章士改口也欠慎重。因為序中首列“天官顧公”，而據《舊唐書·德宗紀》，顧少連貞元十七年始任吏部尚書。又章士認為序文中“吏部郎中楊公”疑指楊凝。但據《資治通鑑·卷第三百三十五·唐紀五十一》載，貞元十二年七月始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楊凝以檢校吏部郎中任董晉判官亦當在十二年八月。這些均與“序作於貞元十一年以前”相抵。故我堅信，此序的寫作年代不能早於貞元十七年，不能晚於貞元二十年。文安禮(年譜)認定寫作於十九年應是對的。因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永貞革新啟動，柳宗元不久即遭貶，不能寫作此序了。最可能的寫作時間是貞元十九年下半年至二十年底。因貞元十九年春韓愈寫了《送浮屠文暢師序》是送文暢東南行，序中寫明是因柳宗元書信介紹而初識文暢，而柳宗元此序是送文暢北行，故必在韓序之後。又楊凝病逝於貞元十九年正月，在柳宗元寫此序之前就死了，所以柳宗元序中之楊公，陳景雲《柳集點勘》認為是楊於陵，這回卻應該是他對了，因為，按唐代官制，檢校官有兩種情況，一是代理，一是以檢校官銜出任使職。楊凝屬於後一種情況，只是以吏部郎中的資格去洛陽給董晉當判官，並未在朝廷作過正式的吏部郎中，而楊於陵長期在朝廷吏部任職，貞元后期受德宗器重任吏部郎中，是真正的在朝郎官，聲名遠較楊凝為大。而且柳宗元此序中只稱某公、某公而不言名諱，所指者必朝野知名人物，那麼楊公當是楊於陵而不是楊凝。特別是顧少連、韓皋二人皆是德宗朝重臣，在貞元最後幾年，二人在吏部、兵部、京兆尹這幾個重要職位上輪轉，韓皋並非只在貞元十一年前才做過兵部侍郎。是公眾熟悉的人物，所以柳宗元亦不拘泥他們某年任某職說天官顧公、夏官韓公都不會引起誤解。
如果從柳宗元序文的內容來分，上述我的推論更加能夠成立。序文明白說文暢早年“服道江表，蓋三十年”，然後才到長安“驅錫逾紀”，一紀是12年，那麼他離開長安去遊五臺河朔，最少也是60開外的老人了。而且他這次的北行，是要到五臺靈山參加文殊盛會，並決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就是說要在那裡圓寂終老印證正果，不再回到京城長安來了。所以柳宗元序文中先說“吾徒不得而留也”，繼而還請出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官來挽留和盼望他的歸來，最後再次籲請他不要滯留於藩鎮坐大之地要採風帶回來。懇切之情溢於言表，似可窺見貞元末年朝野壁壘分明，氣氛凝重之一斑。再說如果作於貞元十一年，那時柳宗元雖兩年前已中了進士但尚未得官，序文中那些抨擊藩鎮的議論是不大可能說的，更何況還提出“統合儒釋”大膽的主張，與其身分不相符。那年柳宗元22歲，對與他祖父同輩的文暢，那些勸勉誘導的話也是不大可能說的。換在貞元十九年，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那時柳宗元三十而立又已為官五年，永貞革新正在密鑼緊鼓地張揚造勢，爭取支援，積累力量。柳宗元與劉錫二人在革新集團中“總攬外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全面負責公關工作，正是柳宗元在政壇上叱吒風雲、躊躇滿志的時候，序文中那些內容就順理成章，容易理解了。韓愈、柳宗元的送文暢序都著重議論時政、時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政治形勢，也為兩序寫作於同時前後提供了旁證。
如再以文風而論，柳宗元少作尚有六朝四儷六餘風，例如貞元九年寫作的《送苑論詩序》，但此篇《送文暢序》則已完全是流暢散體文，用典也少，截然不同。
附帶一說，韓愈後來也有《送文暢師北遊》詩，詩中說的明白，寫作時間是在他三年陽山之貶重回長安任職之後。確切的時間有待考究，但總之是在元和二年之後。那時永貞革新風暴己成過去，柳宗元已經貶在永柳，所以詩的調子已很平和，完全沒有了批評柳宗元好佛和對文暢關係太親密那些沉重的話題和激烈的言詞。對文暢的態度也轉變到十分友善，詩末“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甚至表示退隱後可以和文暢去種藥求長生了。根據這詩可以斷定，文暢遊河朔之後重回了長安，柳宗元已貶永州，文暢上人這第二次的北遊，是去遊什麼地方，同樣待考。因而，《柳宗元集》中《送文暢遊河朔序》題下的[韓曰]認為：“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序同時作”，肯定是錯了的。兩次北遊不是一回事，最少間隔了三年以上。
二
進而論述序文的內容。二十多年前，我在《試論柳宗元的“統合儒釋”》(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3期)，文中對這篇序文的寫作背景作過分。經過這些年的學習，對這篇序文有了更深的體會，主要是：柳宗元在他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不斷充實完善的基礎上，鄭重地提出了“統合儒釋”的主張，言前人所不敢言。甚至，我以為“統合儒釋”可以說是代表革新集團試圖從積極方面入手，解決由來已久的儒釋紛爭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一種嘗試。以儒統釋，柳宗元精通佛學，潛移默化不致引起浮屠的逆反心理，足見柳宗元重視工作方式方法。考慮到永貞革新的主要目標是抑制藩鎮、宦官，廢除德宗朝種種弊政，而佛教當時在社會上盛行，像文暢這樣的廣泛結交士林、大官的高僧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可以與皇帝平起平坐。“人其人，火其書”的措施固然痛快，但一時之間恐怕卻難以實行，徒增革新阻力，“統合儒釋”在當時也未嘗不是一種可供選擇的辦法。文暢將要去的河朔，正是強藩坐大之地，又是尊禮浮屠的地方，所以柳宗元希望文暢到那裡後“宣滌疑滯”，亦即宣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道理。看他用“偉長、德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一句話既讚揚了河朔當地的人文，又輕輕把藩鎮手下的文儒之士開脫，把批判矛頭直指藩鎮本身。勸勉文暢不要受藩鎮的財貨拉攏，一定要回來，還要採風帶回來，使河朔地方士民反對藩鎮割據，盼望重沐王化的心情得以廣為傳播。柳宗元在序文最後使用了“鄭志”這個僻典，也是很巧妙、很有分寸的。先秦諸侯國使節往來，東道國設宴招待，宴間賓主有唱《詩》(後之《詩經》)互相恭維以敦睦邦交的慣例，《左傳》有很多記載。但唯有公二十七年所記錄是一個特例，當年鄭簡公設享禮款待晉國的趙文子，跟隨鄭簡公與會的七個臣子各唱了詩，但惟有伯有唱的《鶉之》，有諷刺怨恨國君鄭簡公之意，會後引發了趙文子一番大議論並預言伯有將要被殺，柳宗元特稱此典故為“鄭志”。讀這篇序文，使我們感受到，柳宗元當時思想已經很成熟，既能堅持原則又能講究策略，然有廊廟大臣舉重若輕的氣度，不是一個22歲的青年所能達到的水平。
永貞革新醞釀期間，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諸如此類在深層次上議論時政張揚革新綱領的文章必定不少，可惜革新失敗後蕩然無存。此篇序文因寄託於與浮屠的交往又只在朋友間傳閱，得以流傳下來，真可謂果僅存，彌足珍貴的了。
對於“統合儒釋”千年來多有評論，但以負面的評價為多，影響所及使後人對柳宗元的思想、政事、學術、文章也多有誤解或先入為主的偏見，因而對柳宗元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未能公平地、足夠地作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