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繪畫作品與畫論分析論文
眾所周知，潘天壽早年，在沒有形成他自己風格前，受吳昌頌的影響最大，故而他早年的畫還不成熟，還處於“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的階段；後來脫離“吳派”，漸出風格，從“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他走的皆是民族形式（陳傳席語）。此後潘天壽先生的繪畫愈來愈凸現出他自己的鮮明的個人風格。這種風格用他自己的話講，“作畫，寧可稚氣、野氣、霸氣，不可俗氣、火氣、小氣”①，又如“落筆須有剛正之骨、浩然之氣”，“強骨靜氣”②。還譬如他自嘲的圖章“一味霸悍”等。
從這些話語和他個人繪畫本身所表現出的視覺張力與精神美感，我們可以將潘天壽藝術的整體形象歸納為陽剛穩健、沉雄闊大、化圓為方和高華蒼古的美感特徵。關於這個整體藝術特徵，諸多的人都有共同的論述，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四例。一、陳傳席曾評價潘天壽的畫有兩點最為突出，一是“強其骨”；二是以“險絕為奇”。③二、梅墨生論說：“潘天壽繪畫對既往法則之否定，突出體現在他對陰柔美學體系的背叛，他創造的剛健風格正是他陽剛美學主張的具體實踐，對此他有不少論述。”④“潘天壽藝術之所以撼動人心，除了其雄渾剛健的大氣磅礴的氣象之外，不能不注意到蒼古厚重的審美表現。……上升到一個簡約的美學概念，我以為不妨用古雅論之。”⑤三、畫家周韶華談道：“潘先生毅然拋棄古人畫中的小我，追求的是與時代同步的大我，掃盡柔弱，追求霸悍。在構圖上的開放性與嚴謹性，構成上的力量美與結構美，雄強奇崛的震撼力，……既蘊涵著東方文化氣魄，又可見畫家的氣度風骨，……”⑥四、潘公凱曾在《潘天壽書畫集》序中，具體地從題材、章法結構、筆墨與意境格調四個方面對其父進行了詳細論述。他寫道：如在章法結構方面，“潘天壽用具有豐富變化的筆線勾勒來統一畫面，構成骨架。……加上極為大膽的虛實處理和極為嚴謹的匠心經營，造成了沉雄闊大的力量感”；在筆墨方面，“潘天壽將畫面的皴擦減到了最少，線的勾勒力度與內蘊的趣味修養被提升到最重要的程度”；而在意境格調上，“潘天壽在創作中力避軟弱甜俗，崇尚蒼古高華的格調，將巨大的力量感寓於靜穆之中。”⑦
總的來說，較之傳統中國畫所崇尚“平淡”、“雅逸”、“幽遠”、“古樸”、“含蓄”等美學特徵而言，潘天壽則以充滿“方”、“正”、結構感與構成感的視覺張力來強化畫面形式，同時他所力求的“剛健威嚴”風格取代了傳統中國文人畫中提倡的“陰柔”、“圓極”的美學風格。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在傳統中國文人畫筆法與美學所忌諱處，潘老卻構築了文人畫筆墨新的精神性。
評論任何一個畫家，我們都應該將其放在他生活的特定的時代背景和藝術語境中去看待、去分析。倘若，我們孤立地將一畫家從他的時代環境中抽離出來認識那都是錯誤的'。同理，要準確分析潘天壽繪畫及畫論的精神性，我們也應將其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大環境中去解讀。
毫無疑問，20世紀中國畫壇主要有兩種藝術思潮，一種為中西結合（或融合、調和、融會、吸收等），一種為借古開今。這兩種走向幾乎左右了整個20世紀中國畫壇，並仍影響著今天的藝術發展方向。毫無疑問，潘天壽屬於借古開今的這類畫家（與之相同還有齊白石、黃賓虹、傅抱石等），這些“傳統派”與“傳統主義”的畫家（這裡姑且這樣稱之，以方便與走中西結合路線的畫家作對比，關於“傳統派”與“傳統主義”此說，可參見潘公凱先生的論文《“傳統派”與“傳統主義”》⑧），他們試圖從中國畫傳統內部尋找具有潛在生命力的因素，抽取出來，加以發展和重組，以構築能適應新的審美要求的高格調的新風貌、新形式（潘公凱語），但他還是沒有將中西文化看成一種互助互利的均可大膽吸收的藝術基因。誠然，這一認識不光對潘天壽，對他們那一代大部分畫家來說都是遺憾的。
恰恰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中，在這個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的氛圍中，潘天壽提出了他的“混交論”、“兩座高峰論”和“中西拉開距離論”。現將其頗有代表性的話語依次引之：
“歷史上最光榮的時代，是混交時代，何以故？因其間外來文化的侵入與固有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結合，產生異樣的光彩。原來文化的生命，互為複雜、成長的條件，倘為自發的內長的，總往往趨於單調。倘使有外來的營養與刺激，文化生命的生長，毫不遲滯地向上了。”“民族精神是國民藝術的血肉，外來思想，是國民藝術的滋補品！”
“世界的繪畫可以分為東西兩大統系，中國傳統繪畫是東方統系的代表。”“東西兩大統系的繪畫，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兩大高峰，對峙於歐亞兩大陸之間，使全世界‘仰之彌高’，這兩者之間，儘可以互取所長，以為兩峰增加高度和闊度，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絕不能隨隨便便地吸收，不問所吸取的成分是否適合彼此的需要，是否與各自的民族歷史所形成的民族風格相協調。”
“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中國繪畫如果畫得同西洋繪畫差不多，實無異於中國繪畫的自我取消。”“我向來不贊成中國‘西化’的道路。中國畫要發展自己的獨特成就，要以特長取勝。”“今後的新文化，應從民族遺產民族形式的基礎上去發展。”⑨
綜上所述，透過對潘天壽繪畫及畫論精神性的分析，不難看出，潘天壽在中國民族文化大根上，將個體精神和民族精神緊緊地交融在一起，創作出具有闊大厚度、剛健氣勢和久遠感染力的藝術作品，書寫出了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理論著作。雖然潘天壽先生對中西結合（融合）的問題比較保守，不夠開明，但經過他一生的探索實踐卻從另一個層面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啟示—
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要有自信。
中國藝術要走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但中國文化基因還是不能丟。
在當下，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對其能做到客觀理性把握，對我們創造既有別於傳統，又能體現時代性的新藝術也大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