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沈從文《邊城》的內蘊
這座《邊城》,最為濃郁地飄繞著沈從文先生的湘西風情，怎樣探析《邊城》的內蘊?
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等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從文
《邊城》被許多讀者看作是“一部證明人性皆善的著作”。“邊城”這個詞在許多讀者心中，已經凝定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僅僅看到了作品中美麗的光環，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離家出走、愛情破滅等故事的陰影卻被人們所“忽略”。這也許就是作者所說的“買櫝還珠”。
一
《邊城》描寫了一幅民性淳樸的風格畫，生活在那裡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汙染”的“善良的人”，發生於其間的愛情，更因為男女雙方特有的符合鄉下人審美標準的形貌以及靈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濃厚的審美意蘊。鑑於此，似乎可以如劉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說：“……在這純真的地方，請問，能有一個壞人嗎?在這光明的性格，請問，能留一絲陰影嗎?”然而，在這充滿善與美的“世外桃源”裡，發生的卻是一場以悲劇告終的愛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儺送的歸來，而儺送“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留下的是淒涼的餘韻，是生死契闊、會合無緣的感傷。釀成這場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多數論者把它歸結於天保泡壞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伕做出“老而好事”的舉動的社會因素──封建宗法和買賣婚姻。這種說法有理有據，似乎已把握了悲劇的全部構因，然而仔細一推敲，我們會發現，它僅僅抓住了悲劇構因的客觀方面，而把主觀方面──在愛情中起決定作用的順順及儺送的心理缺陷相對忽略了。
邊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十全十美的，誠如作者所說：“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與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滿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蠻與優美”交織在一起。這種處於待開發狀態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陰暗的一面。翠翠與儺送的悲劇正好把這陰暗的一面暴露出來，那就是邊民純樸健康人性下潛藏著的幾千年來民族心靈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們以為禍患都淵源於冥冥之中的因果報應，對於一些他們無法解釋的禍患，總把它們與人的言行生硬地聯絡起來，認為人的言行悖於常理勢必惹來禍患，於是由猜疑、誤會而產生隔膜，甚至最終釀成悲劇。正是這一心理痼疾，使順順父子不自覺地充當了悲劇的製造者。先是“船總性格雖異常豪爽，可不願意間接地把第一個兒子弄死的女孩，又來作第二個兒子的媳婦”。再是儺送雖然面臨愛情與金錢抉擇時選擇了愛情，卻未能向著翠翠再靠近一步，並隻身下了桃源。於是，老船伕對於翠翠的美好將來的希望無形中被順順父子的不自覺的冷漠毀滅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隨之被摧毀，終於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終於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歸期的心上人的歸來。什麼時候，順順特別是儺送本人戰勝了心靈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導致的隔膜，什麼時候有情人才能終成眷屬。然而要抹去這人性的陰暗面著實不易，順順特別是儺送本人能否突破這一心理障礙殊難預料，這一切只能由時間來回答。
二
沈從文在談及《邊城》時曾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準確理解這段話是把握作品內蘊的一條重要線索。多數論者在立論時往往對“不悖乎人性”視而不見，而只抓住“優美、健康、自然”等亮麗的詞以及作品所顯現出來的美麗光環，得出《邊城》所要表現的是一種“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讚頌的是“人性美”等論斷。我認為這是片面的。在沈從文的社會思想和美學思想中，“人性”是一個極重要的概念，是統領其小說內容的靈魂，正如作者所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內涵也不僅僅是多數論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種“金子與沙子並存”的客觀實在。作品所要表現的人生形式雖具有理想的特點，但並沒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種現實的自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雜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當然，僅僅根據創作談來探討作品的內蘊是不夠的，誠如勞倫斯所說：“永遠不要相信藝術家，而要相信他筆下的故事。批評家的作用在於從創作故事的藝術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評的關鍵是以作品為依據，透過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視景、特別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內蘊。不可否認，《邊城》以大量的篇幅對湘西人性美進行熱情的描繪和謳歌，從而體現作家對“理想的人性形式”，對生命自由的追求，但這畢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願，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內蘊。事實是，《邊城》的結尾是個出人意料的變奏，一個特定的結局，卻也是現實意義上的悲劇。誠如多數論者所說，這個悲劇顯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間的不確定性。但這並不是作品的最終指歸。這種不確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觀的人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覺地、無意為之所產生的破壞性行為。作品故事的主幹及結局旨在透過這種“命運的不確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陰暗面──深潛於民族心靈的痼疾。正是這種痼疾，在關鍵時刻興風作浪，最終成為主宰人物命運的因子。沈從文是明瞭全部事變中的悲劇因子的，但他對“人性向善的發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過於痛揭人性的陰暗面，不忍心將人物的命運推向悲劇的結局，他渴望筆下的小兒女能夠獲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費大量筆墨來表現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過了現實的障礙，漠視封建宗法和金錢勢力而追求自由愛情，卻無法擦去傳統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純樸人性中的陰影。由於這陰影，他筆下的兒女們終於產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場不知歸期的悲劇。這是作者所不願見到的，卻是無法避免的現實。這就是“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
三
美學家桑塔耶那曾把藝術表現分為彼此相關的兩項：“第一項是實際呈現出的事物，一個字，一個形象，或一件富於表現力的東西;第二項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遠的思想感情。”我們考察沈從文小說的內蘊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湘西的人生是沈從文小說著力表現的重要部分，對於下層人民，沈從文側重表現蘊藏在他們身上的勤勞、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樸的品德，努力挖掘他們身上的人性美，並在他們身上寄託著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發掘了湘西鄉村社會人性的金子，同時深諳這種處於原始自在狀態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這種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陰暗面，具有不可忽視的破壞性作用。當它發作時，勢必破壞人們自為自在的和諧狀態，成為“人與自然契合”的阻力。《邊城》的愛情悲劇正是這種缺陷作用的結果。至此，《邊城》的內蘊所呈現出來的就不是單一的“證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陰暗面，而是展現人性的陰暗面與“人與自然契合”的對抗關係，以及在這種對抗中人類所受到的懲罰，啟發人們透過對這種懲罰的認識，從而“能夠追究這個民族一切癥結的所在，並弄明白了這個民族人生觀上的虛浮、懦弱、迷信、懶惰，由於歷史發生的影響，我們已經受了什麼報應，若以後再糊塗愚昧下去，又必然還有什麼悲慘場面……為這個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夠盡些什麼力，且應當如何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