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柳宗元與佛學的關係
摘 要： 本文對柳宗元自言“好佛”的原因進行了分，再從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入世態度和在永州的行為三個方面論述他是一個自言“好佛”的人，而不是“信佛”的人。
關鍵詞： 柳宗元;永州;佛學;哲學思想
柳宗元是一個“好佛”而且“信佛”的人，這是絕大多數柳宗元研究者的共同觀點。 范文瀾 先生認為柳宗元“中佛毒當然很深”，“柳宗元信佛，勢逆而氣衰”; 任繼愈 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柳宗元“受佛教唯心主義哲學影響較深……降低了他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水平”; 孫昌武 先生在《柳宗元傳論》中認為“柳宗元唯物主義世界觀不徹底”; 何書置 先生在《柳宗元在永州》中說柳宗元“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是他又信佛。有人說他好佛，並不信佛，其實不然。他是信佛的，而且有時還相當虔誠”。然而，對以上的觀點，筆者始終不敢苟同。縱觀柳宗元一生的經歷，認真地讀柳宗元的文章，要將他定性為一個“信佛”的人，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一、柳宗元為什麼說自己“好佛”
柳宗元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都表明自己“好佛”。“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知釋氏之道且久”(《永州龍興寺西軒記》)，柳宗元以上表白不僅說自己“好佛”，而且貫穿一生，始終不變。柳宗元為何要反覆表明自己“好佛”呢?
佛教在東漢時期就開始傳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非常興盛，到唐代則更為盛行。柳宗元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和憲宗四朝，四個皇帝都推崇佛教。由於朝廷的提倡，佛教在中唐的影響非常廣泛。柳宗元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聰明好學，從小對佛教就有一定的瞭解。在柳宗元的眼中，佛教並不是異端邪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送僧浩初序》)，這種認識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為了迎合朝廷的需要，為自己的仕途鋪平道路。對佛教是否認可，是唐朝選用官員的一個標準。在中唐，如果哪個官員敢公開表明自己“反佛”，就會受到朝廷的貶。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韓愈因“諫迎佛骨”而“夕貶潮州路八千”。柳宗元出生於望族，熱切追求功名，他積極用世，渴望光宗耀祖。因為這樣，柳宗元雖然不信佛，但為仕途順暢，在對待佛教的態度上就要表明與朝廷保持一致的鮮明態度。特別是柳宗元被貶永州後，為了重返朝廷，他在佛教問題上更加小心謹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柳宗元有關“好佛”的文字大都寫在被貶永州以後，為什麼會這樣呢?柳宗元貶到永州後，可以說無時無刻都在期盼朝廷的召回。他在寫給故舊大臣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悔罪的心情，希望得到援引。“敢希大賢，曲見存念”(《謝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啟》)，“獨有望於閣下”(《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啟》)，然而“致書累累數千言，亦終不能少為之助”(周思謙《八司馬》)。儘管這樣，他始終沒有放棄過東山再起的信念。他在元和九年寫的《囚山賦》中寫道：“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補之評論說：“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這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了柳宗元心底的隱衷。為了實現自己復出的目的，柳宗元必須與皇上的喜好保持一致，在“崇佛”還是“斥佛”這個敏感的問題上，他必須讓皇上了解自己的態度。否則，他這個戴罪之人將永無出頭之日。
柳宗元說自己“好佛”，同他在永州坎坷的境遇密不可分。雖然柳宗元說自己“自幼好佛”，但他真正致力於“求其道”是貶永州以後的事情。“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蘇軾《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可以按元和五年遷居冉溪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一方面，他政治理想破滅，仕途滑入谷底，甚至還有生命之虞;另一方面，隨他來永州的母親病故，而且他“不得歸奉喪事”。他自己也“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與楊京兆憑書》);他的女兒和娘也是年幼多病，在元和五年夭折。在這種憂恐淒涼的生活中，他曾產生過輕生的念頭，“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刑”(《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漕州 張使 君八十韻》)。為了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加之他前五年一直居住在佛寺，這就使他很自然地寄情於佛教。佛教那種萬事皆空的虛無思想，和尚們“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的行為，成了他此時最大的安慰。“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晨詣超師院讀禪經》)，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無可奈何的選擇。柳宗元在永州寫的有關佛教的碑文、送別序、交遊詩和寺廟記等約有三十餘篇(大多寫於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間)，成為他這段苦難人生的一個縮影。遷居冉溪以後，柳宗元陸續接到了一些故舊大臣的來信，他以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實現，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見到有關佛教的文字了。
二、柳宗元“好佛”並不“信佛”
我們注意到柳宗元三十餘篇“好佛”的文章不僅寫於被貶永州前期，而且這些文章多是碑文、交遊詩和寺廟記類的文體，基本上是一些遵命應酬之作。在這些文章中，柳宗元除了強調自己“好佛”外，基本上讀不到他對佛學的系統闡釋。因而，我們不能把一個因特定原因而自我表白“好佛”的柳宗元定性為“信佛”的柳宗元。
(一)徹底的唯物論與“信佛”不可並存
柳宗元是世人公認的思想家，他在哲學、政治、經濟、文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樹，特別是他在哲學上“達到了當時中國哲學的最高水平”(唐朝闊《柳宗元在永州》)。一個人的宗教思想是其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非常鮮明和一貫的，這就是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一評價，歷來柳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柳宗元唯物主義思想最鮮明的觀點就是從元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出發，提出並闡述了“天人不相預”的新命題，徹底批判了以往神學的虛妄之說。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預”哲學思想徹底否認了造物主的存在，這種無神論的觀點在他的哲學著作中從來沒有動搖過。即使是在初貶永州企求從佛教中尋求解脫時，他在元和三年和元和四年分別寫下的哲學著作《貞符》和《非國語》，仍然鮮明地表現了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謀?自鬥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沒”(《非國語 · 山川震》);世之為王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貞符》)，這就是說宇宙間萬物的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 內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這一觀點同佛教中那些顛倒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現實和虛妄的唯心主義思想是根本對立的。那麼，我們就不能說柳宗元既是一個無神論者，同時又是一個“信佛”者，否則，在邏輯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有人說，柳宗元不是一個比較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其理由是他在永州參加了祈雨和逐畢方等活動，還有就是他雖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又“好佛”。筆者以為僅憑上述的原因就下結論是不足為信的。柳宗元並不能因為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就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無神論者，也不會因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就不參加所有的涉及神祀的社會活動，正如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允許宗教合法存在，我們的影視作品仍然可以取材宗教或神話內容一樣。柳宗元參加一些神祀活動，是他作為一個社會的人非常正常的事情。儘管他心中並不相信這些做法，但當時的老百姓深信不疑，他個人是改變不了這一切的。我們不能就此否認他唯物主義思想的徹底性，這就好比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官員參加一些祭祀活動，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他們是“信神”的一樣。而柳宗元“好佛”也同樣不能否定他是一個比較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如前文已述，柳宗元“好佛”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統合儒釋”，意在“通其說”，他所取的只是“浮圖誠有不可斥者”的內容，從沒有將佛學引入他的哲學思想中，他始終堅持“未嘗肯道鬼神等事”(《答 周 君巢餌藥久壽書》)，堅信“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說》)。從以上分，我們可以證明柳宗元是一個比較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足以證明他不是一個“信佛”的人。